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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
篆书二屏

篆书二屏

篆书二屏 简介

隹王十月既望。辰在己丑。王格于庚赢宫。王蔑庚赢历。锡贝十朋。又丹一管。庚赢对扬王休。(篆书)。雪堂罗振玉节临于津沽嘉乐里寓之双凤斋。(行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篆书)。辛酉(西元一九二一年)八月罗振玉临秦诏版文。(行书)。 (台北故宫)

清代书坛,学者书法家的成就光华四射,罗振玉便是其中之一。 罗振玉(一八六五-─九四O),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当年甲骨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时候,罗振玉首先探出来由,考订出安阳便是晚商国都所在,确认甲骨文字归属的时代。罗振玉毕身研究学问,对古文字学贡献卓越,学术界尊为甲骨学四大学者之一。 罗振玉著作丰富,远非常人所及;书艺方面的成就,也教人赞叹不已。由于具有古文字学深厚的学养,甲骨文、金文、小篆写来得心应手。这幅书法临写秦诏版小篆,结体匀整,点画位置妥贴,可以推许为小篆的典范。

Lo Chen-yu, a native of Chekiang province, was a dedicated scholar of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h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ith the discovery of oracle bones at Hsiao-t'un in An-yang, Honan province, Lo was the first to relate them to the capital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Dating oracle bone script to this period, Lo Chen-yu becam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our Great Scholars in his field. Although Lo Chen-yu is renowned for his wealth of scholarly publications, his accomplishments in the realm of Ch’ing calligraphy also deserve recognition. Due to his cultivation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aracters, the practice of oracle bone script, bronze script, and small seal script seem to have come naturally for him. This work was done after a Ch'in dynasty (221-207 BC) decree in small seal script. The characters are evenly arranged and the strokes decisively placed, making this a fine example of small seal script.

罗振玉 简介

  • 罗振玉
    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初名宝钰(振钰),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 罗振玉于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与王国维等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民国十三年(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 罗振玉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他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等。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14日,罗振玉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罗振玉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人物生平博学众采 罗振玉 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其曾祖敦贤公以绍兴师爷起家,流寓江淮,至罗振玉己历四世,为淮上书香世家。罗振玉从幼年时期开始,就非常喜好读书,且聪颖善悟,为师长所钟爱。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他的敬业精神和教学方式对罗振玉很有启,他十分器重罗振玉,认为“此子若得永年,他日成就必远大。”罗振玉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15岁学作诗词。罗振玉在童幼时代即学习训诂。他学习训诂学很仔细,懂得用校读法,因此对训诂学的认识很深刻。他对文字、训话之学的习读,大多源于自得。他说“予自习训话考订之学,于制举文王主未能兼。”罗振玉在青少年时代即已自攻训话考订之学,但不擅长于八股文。罗振玉治学,大多是通过自学,在研究方法上又大多通过校读法,所以,自得体会很多。 1881年,罗振玉十六岁时,参加童子试得中第七名后,进入上虞县学学习。接着两应乡试不中,就绝迹棘闱,一心做学问。此后,眼界逐渐开阔,不但在杭州郡库见识了宋高宗所书《孝经》石刻和阮元所摹天一阁《石鼓文》,又结识了以博学而闻名的汪谢诚及以藏古砖而著名的吴康甫等几位前辈学者,从此深受影响而喜好金石之学。罗振玉研究金石学,始于光绪八年(1882年),时年仅十七岁。同年,他在江宁省书肆偶得《皇清经解》一书,精读三遍而学业大进,逐渐精通清人考据之学。《皇清经解》是清代阮元辑刻的一套丛书,汇辑乾嘉以前清代学者的解经著作,是集乾嘉学术之大成的著作。罗振玉从中获取了宝贵的学术营养,并从此奠立了国学研究基础。罗振玉的学问,是得了乾嘉学术的正脉,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 罗振玉从事文字学的研究,大致始于二十岁。罗振玉治文字学,是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入手的。但当时他对文字学并没有独特的见解,以为段氏《说文解字注》己臻完善。后来看到吴大徵的《说文古摘补》,以为足以补正许慎《说文解字》的网失,《说文》得此二家校订,已经尽美且善。这是罗振玉治学的初期阶段。20岁起,罗振玉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罗振玉青少年时期,家境贫寒,负债累累,他曾先后在山阳刘氏、邱氏与刘鹦家执教,并为人制印,但却因亲人相继亡故而使教馆生涯难以为继,直至光绪乙未年(1895年)生活才有所改观。 传通西学 甲午之后,举国震惊,人心思变。罗振玉开始逐渐步入社会,其时清朝国势倾危,外患频仍,西学逐渐传入,罗振玉在接触翻译书籍后,认为“西人学术未始不可资中学之助”,”国人安于固陋,人才日衰,皆由不立学堂之故”,又念“农为邦本”,因此,决心致力于农学及教育事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他又创设东文学社,聘请日本驻沪领事馆田冈等人任义务教员,专门教授日文。东文学社培养出来的学生中就有王国维、樊炳清、沈听伯,此三人堪称东文学社的杰出俊才,他们翻译的各种教科书,传播了西方现代学术分科体系,与历史有关的则以翻译西方历史教科书、传播斯宾塞的进化论史学贡献最为突出。这些机构使农学知识得到了普及,教育事业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因此,罗振玉很快就得到了一些朝廷有识之士的赏识,如张之洞、端方等人。此后,他开始步入仕途,由端方举荐至学部,任参事厅行走。从1900年开始,他先后被邀请在全国各地办理或协助办理了很多教育事务如襄办武昌江楚编译局、创办江苏师范学堂等,并曾赴日本考察学务。 1901年夏,罗振玉创办了《教育世界》杂志。《教育世界》的创办,是他实施“教养天下”思想的一大举措。《教育世界》创刊之际,就与教科书的编撰联系在一起。在教育体制的改革方面,他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他最高瞻远瞩的计划,莫过于提出创立学部以统领教育、在京师及全国省府及各省学堂设图书馆、博物馆及教育陈列品馆。同年秋,罗振玉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同年,罗振玉奉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文坤一之命,赴日本考察教育。十一月四日出发,至次年即年二月回国。罗振玉把这次考察的经过编为《扶桑两月记》一书。罗振玉此次日本之行共淘得古籍十几二十种,所得古善本,也有十几种,除此之外,还获得古器物若干件。日本之行使得罗振玉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善本。 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学部任职 1908年,他著成《俑庐日札》一卷,粗具古器物学研究的规模。1909年,他辑录了《敦煌石室遗书》,次年又编印了《石室秘宝》,发韧了中国的敦煌学。1910年他撰成《殷商贞卜文字考》,开启了他的甲骨学研究。 1908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刚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的罗振玉,得知了伯希和敦煌得宝的消息。他在董康的介绍下,到伯希和下榻的苏州胡同去拜访,随行的还有蒋伯斧和王国维二人。当时中国保存的古写本已绝无仅有,宋元旧堑己珍如弃髦。罗振玉忽然从伯希和处见到了西睡石室珍藏的大量六朝隋唐的古书,顿时惊呆了。他以为石室重启,无异于汲军古书重现人间,此可喜可叹之事也。罗振玉的反应相当迅速,在四天之内,他已号召同人,影印敦煌文献八种,传钞一种,并将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著成目录《石室书录》。并打算向清政府建议,将敦煌文献运到北京来保存。如此积极的态度,反映了他的学术见识十分卓越,办事督责果敢。 东洋栖迟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局势陡变,清王朝覆灭。作为清朝遗臣的罗振玉与王国维等人惶恐不安,最后在日本本愿寺大谷光瑞及京都大学内藤湖南等人的劝说以及好友藤田剑锋的帮助下,携带家眷从天津渡船前往日本。罗振玉认为,辛亥年所发生的这场革命,是危及中国文化根基的一场革命,从其发展态势来看,这不是亡国,而是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它所带来的不是政权的更迭,而是中国伦理文化的根本变革。为了防止这种文化的动荡,澄清社会乱象,他认为必须从学术上下功夫。澄清之事,期以百年,只有从学术上努力,将来必有海宴河清的一天。所以他诱导王国维与他一起从事国学研究。 此后罗振玉一直旅居京都,并在净土寺盯建楼四楹及书库一所,此即“大云书库”。在这期间,罗振玉不问政事,惟以著述遣日,学术研究日趋成熟,学术成果极为丰富,尤其是著书和刊书方面,成就巨大,八年期间成书达四五十种之多。他不仅在甲骨学、敦煌学及汉晋简犊的研究中多有建树,在金石、古器物学研究中,亦取得极大成就。在敦煌学上,罗振玉先后编成了《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高昌壁画著华》;在甲骨学上先后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著华》四部著作;在简犊学上与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一部;在古器物方面则先后编成《齐鲁封泥集存》《石鼓文考释》《历代符牌图录》《秦金石刻辞》《汉晋石刻墨影》等著作达数十部。在文化观念上,罗振玉抱“返经信古”的立场,一方面为纠康有为今文学不治训话名物的蔽失,从文献整理入手重振国学一方面为纠时人信今疑古的思潮,欲以国学启迪新知、匡救时弊,迎古学复兴新局面。经过这番整理与研究,敦煌学、简犊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甲骨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开始奠定基础。王国维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各种精深的考证,在学界中形成很大的影响力。两人所从事的学问,范围相近,风格相似,互相独立又互为补充,所以世人把他们的学问称为“罗王之学”。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自京都返国,原打算依傍光绪崇陵卜宅而未成,后寓居天津嘉乐里。在过去旅居日本期间,他虽然远离政治,但内心仍因留恋清王朝而痛苦不堪,罗继祖先生曾抄得一诗“修蛇赴壑惜年光,憔悴孤臣髻有霜。浮海苦存汉家腊,偷生待举中兴筋。乍传廷渭呆惫坏,似说龙沙保障亡。遥把屠苏瞻北闽,除凶解恶祝吾皇”,可为佐证。正是由于这种不甘心政治现状的心理,使他回国后最终走上了一条辅助溥仪复辟的道路,为此,他甚至不惜与日本各界周旋。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致力复辟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在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1940年5月14日,罗振玉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主要影响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金石鉴藏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振玉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振玉藏书目录》,著录3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094种,11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历史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轶事典故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是浙江同乡,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主要作品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集蓼编》 《存拙斋》 《上虞罗振玉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人际关系亲属 外祖父:范以煦 长子:罗福成(1884?-1960年),字君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 三子:罗福苌(1896-1921年),字君楚,民族古文字学家、西夏学专家。 五子:罗福颐(1905-1981年),字子期,学者和文物专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 孙子:罗继祖(1913-2002年),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 学生 罗振玉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等人。 后世纪念 淮安故居 罗振玉故居位于淮安区城区罗家巷。故居现存青砖小瓦平房9间,其主堂屋3间,坐北朝南,硬山造,抬粱式,面阔11.3米,进深5.8米,檐高2.8米。 旅顺旧居 罗振玉故居位于旅顺洞庭街一巷1-3-12号,建于1931年,由居住楼和附近的大云书库组成。1928年,罗振玉携眷属定居旅顺,1931年盖了居住楼和大云书库。大云书库是罗振玉的私人藏书楼,当年藏书十余万册。尤以藏六朝人写本《大云无想经》最为珍贵,所以称“大云书库”。罗振玉旧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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