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密码

您好,欢迎来到同样

周昉(款)
麻姑仙坛记图

首页 艺术名人馆 周昉(款) 麻姑仙坛记图

麻姑仙坛记图

  • 作者
  • 收藏者
    台北故宫博物院
  • 分类
    国画
  • 创作年代

麻姑仙坛记图 简介

绢 立轴 设色 136.8x53.4 厘米

译文: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传云。王远字方平。欲东之括苍山。过吴蔡经家。教其尸解。如虵蝉也。经去十余年忽还。语家言。七月七日王君当来过。到期日。方平乘羽车。驾五龙各异色。旌旗导从。威仪赫奕。如大将也。既至。坐须臾。引见经父兄。因遣人与麻姑相闻。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报。久不行民间。今来在此。想麻姑能𫏐来。有顷信还。但闻其语。不见所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见忽已五百余年。尊卑有序。修敬无阶。思念久。烦信。承在彼登山颠倒。而先被记当按行蓬莱。今便𫏐往。如是便还。还即亲观。愿不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来时不先闻人马声。既至。从官当半于方平也。麻姑至。蔡经亦举家见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顶中作髻。余发垂之至要。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得见方平。方平为起立。坐定。各进行厨。金盘玉杯。无限美膳。多是诸华。而香气达于内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侍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闻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麻姑欲见蔡经母及妇。经弟妇析产数十日。麻姑望见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便以掷之。堕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复作此曹狡狯变化也。麻姑手似鸟爪。蔡经心中念言。背蛘时。得此爪以杷背。乃佳也。方平已知经心中念言。即使人牵经鞭之。曰麻姑者神人。汝何忽谓其爪可以杷背耶。见鞭著经背。亦不见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经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历三年。真卿刾抚州。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云麻姑于此得道。坛东南有池。中有红莲。近忽变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坛傍有杉松。松皆偃盖。时闻步虚钟磬之音。东南有瀑布。淙下三百余尺。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西北有秝源。谢灵运诗题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恐其处也。 

款识:周昉楷书款: 右颜鲁公麻姑仙坛记。燕山周昉书。

题跋: 清高宗行书题跋: 书效平原法。画传右相神。故当称合璧。岂祗曰希珎。爬背宁容得。蜕形讵是真。丹青留妙迹。千古见斯人。丙申(西元一七七六年)新正御题。

印记:干、隆

卷首楷书题签: 周昉书麻姑仙坛记并画图

作者印:印记:师留

收藏印: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秘殿珠林,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宝蕴楼书画录

周昉 简介

  • 周昉
    唐代画家

    周昉(生卒年不详),字仲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画家。出身显贵,先后任越州、宣州长史。


    他能书,擅画人物、佛像,尤其擅长画贵族妇女,容貌端庄,体态丰肥,色彩柔丽,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喜爱;是中唐时期继吴道子之后而起的重要人物画家,当时有名的宗教画家兼人物画家。早年效仿过张萱,后来加以变化,别创一体。周昉创造的最著名的佛教形象是“水月观音”。


    周昉的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被称为“周家样”。传世作品有《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调琴啜茗图》卷等。


    人物经历

    周昉是中国唐代画家,字仲朗,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长兄周皓受家庭尚武风气的影响,善于骑马射箭,随从名将哥舒翰西征吐蕃,在攻取石堡城的战役中,骁勇善战立了军功,因授任执金吾。哥舒翰攻克石堡城事件发生在天宝八载(749年)六月,这时周皓的年龄当在二十岁以上。


    周皓是周昉的长兄,若以此来推测,周昉约生于开元(713—741)末年。),出身于仕宦之家、游于卿相间之贵族。曾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宣州(今安徽宣城)长史别驾,其职位仅次于一州长官刺史。周昉能获得这个官位与他的哥哥的地位有关,其兄周皓随哥舒翰征吐蕃克石堡城等立有战功。初年学张萱,是他亦长于文辞,擅画肖像、佛像,其画风为“衣裳简劲,彩色柔丽,以丰厚为体。”


    先后官越州、宣州长史。工仕女,初学张萱而加以写生变化,多写贵族妇女,所作优游闲适,容貌丰腴,衣着华丽,用笔劲简,色彩柔艳,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重,称绝一时。画佛像,神态端严,时称神品。


    德宗闻其名,诏画章明寺,经月余始定,时推第一。章明寺壁画下笔落墨之际,多人竞观,寺祇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后经改定无不叹其精妙。雕塑家仿效之,称为“周家样”。兼工肖像,尝与韩干同为郭子仪(679-781)婿赵纵写照,未能定优劣,赵夫人谓“两者皆似,而干画得其状貌,昉画能兼得神气情性。”其绘扑蝶名播中外,画鞍马、鸟兽、草木,时人学之者甚多,程仪、高云、卫宪皆其弟子。好属文,能书。


    史籍记载

    《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一十三·画四·周昉传》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学,画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长兄晧善骑射,随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执金吾。时德宗修章敬寺,召晧谓曰:“卿弟昉善画,朕欲请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日,帝又请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观览。寺抵国门,贤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随日改之。经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妙。遂下笔成之。为当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皆赞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


    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惚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晧。”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彩数百疋。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后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


    常于梦中见其形像。画子女为古今之冠。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轴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穷其状也。(出《画断》)


    译文:唐朝人周昉,字景玄,是京都地区人。官任节度使后,继续好字,在绘画方面,他将所有的技艺都学到手了。他交往于达官贵人之间,是位高贵的公子哥。周昉的哥哥周晧擅长骑马射箭,曾随同大将哥舒翰远征吐蕃(按:今西藏。)收回石堡城,因战功归来后官授执金吾,掌管京都的治安。当时,唐德宗正修章敬寺,召见周晧说:“爱卿,你的弟弟周昉擅长绘画,我想请他画章敬寺神像,请你告诉他。”过了一些天,德宗又让周晧请了一次,周昉才开始画。最初画出来的神像,周昉将它象屏风一样地放在寺院里,整个京都的人都可以去看。章敬寺就在皇宫门前,不论是贤良的人,还是愚鲁的人,都去看画像。有的人说画得好,有的人说画得不好。有人挑出毛病来,周昉随时进行修改。


    历经一个多月,评论好坏的人没有了,人们都赞叹这幅神像画得太好了!最后,画完稿了,在当时世上数第一。郭子仪的姑爷侍郎赵纵,曾经让韩干画过一幅画像,大家都称赞画得好。后来,他又请周昉画像。韩、周都是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一次,郭令公将这两张画像并放在一块儿,让人们评品优劣,谁也评定不出来。


    正赶上他女儿赵夫人回来探亲,令公问:“这两副像画的是谁?”回答说:“是我的赵郎君子。”问:“哪幅画像最象?”答:“两幅画像都很象。但是,后一幅最好。问:“为什么这样说呢?”答:“前一幅画像只画出了赵郎的容貌,后一幅神态、表情、说笑的姿态都画出来了。”令公问:“后一幅是谁画的?”有人回答说:“是周昉画的。”当天定出两幅画像的优劣,郭子仪让人给周昉送去锦彩几百疋,以表谢意。京都长安的一座道观里的水月观音画像,大云西佛殿前的行道僧画像,广福寺佛殿前的两面神画像,都奇特绝妙。这些画像,都是周昉的作品。周昉后来官任宣州别驾。在任期间,他为禅定寺画过一幅北方天王象。画定后,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这位天王到他这儿来。周昉画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可称得上是古今第一圣手。


    这类画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还有《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以及诸位真人、文宣王十弟子的画像等等,共有许多幅。唐德宗贞元末年,有一位从新罗回来的人,在江淮一带,用很高的价码收买几十卷周昉的画。他将要离去时,发现他买的这些画上的仙人,真人、和男人、女人都成仙而去,不见了。只有鞍马鸟兽、竹石草木,还在画上面。


    传世作品

    画迹有《杨妃出浴图》《妃子数鹦鹉图》《赵纵侍郎像》《明皇骑从图》《宫骑图》《游春仕女图》等均已失传,现存《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几幅传为其作。


    传世作品有《挥扇仕女图》卷,绢本,设色,描绘宫廷贵妇夏日纳凉、观绣、理妆等生活情景,体态丰腴,运笔细劲古拙,流动多姿,设色浓丽,风格典雅,现藏故宫博物院;《簪花仕女图》卷(传)描写宫廷贵族妇女于春夏之交在庭园嬉游之情景,藏辽宁省博物馆;《调琴啜茗图》卷(传),藏美国纳尔逊美术馆。从艺活动约在唐大历、贞元间。


    周昉是当时有名的宗教画家兼人物画家。关于他的活动,流传着下面两个有意义的小故事。周昉、韩干都画了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的肖像。两幅画悬挂在一起,众人都分不出优劣。后来郭子仪的女儿亲自来看,认为韩干的画“空得赵郎状貌”,而周昉能够“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状”。因而,周昉的艺术被认为超过了韩干。这是说,周昉的肖像能够传神,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周昉曾在长安通化门外新修的章明寺(大历二年,公元七六七年)画壁画,画就草稿以后,京城人士来观者数以万汁,并纷纷提出意见,有人说好,有人指出缺点,周防虚心倾听,经过了一个月的修改,使公众认为完全满意,而被推许为当时第一。这一个故事不仅说明了周昉作为一个优秀的画家所具有的美德,而且具体说明了宗教美术是如何和群众的要求与愿望得到了结合的。


    周昉作画是非常认真的,据说创作时不停思考“至于感通梦寐,示现相仪,传诸心匠”。梦中见到了所追求的形象。


    周昉创造的最著名的佛教形象是“水月观音”,见于记载。长安光德坊胜光寺塔东南院有周昉的画迹,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一帧及安西万佛峡的洞恿壁画中至今尚有唐人水月观音图的实例。周昉的佛教画曾成为长期流行的标准,而称为“周家样”。


    周昉作品的特点,据当时人记载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描绘的妇女形象是“以丰厚为体”,这些特点都可以在现存周昉的作品:《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中见到。


    《调琴啜茗图》和《挥扇仕女图》过去都被认为是周昉的作品。作品的时代和风格都是和周昉接近的。《调琴啜茗图》表现两个妇女在安静地期待着另一个妇女调弄琴弦准备演奏。图中啜茶的出神的背影和调弄琴弦的细致动作,都被描得很精确而富有表现力。这幅画,通过刹那间的动作姿态,描写出古代贵族妇女在无所事事的单调生活中的悠闲心情。《挥扇仕女图》在这一点上同样也获得成功。开卷处一个贵妇懒散地倚坐着,若有所思的神态也透露出她们生活的寂寞。《挥扇仕女图》全卷凡十三人,表现了官廷日常生活的景象。


    《簪花仕女图卷》取材宫廷妇女的生活,装饰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园中闲步。人物体态丰腴,动作从容悠缓,表情安详平和,嫔妃们的身份及生活特点表现得很充分。环境只是借两只鹤和小狗暗示出来而未加以直接的描写。这幅画的主要成功是在形象及动态的刻划方面。


    这些仕女画中最通行的主题就是古代贵族妇女们狭窄贫乏的生活中的寂寞、闲散和无聊。描写了她们的华丽的外表,也通过她们的神态揭示了她们的感情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对于妇女的束缚。


    周昉作品已遗失者很多,但从题目上可以看出大致的内容,例如:游春、烹茶、凭栏、横笛、舞鹤、揽照、吹箫、围棋等各种名目的仕女图。


    周昉作品在唐代很受朝鲜人的欢迎。至今也还可见日本保留有周昉风格的古代仕女画。面型丰腴的妇女形象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及其以后是广泛流行的。新疆吐鲁番古墓中也有发现。唐代陶俑中也很多。


    周昉的弟子有程修巳、王朏,赵博宣、赵博文等。其中程修已追随周昉达二十年,和周昉关系最深,在当时也最受重视。


    周昉作品题材的范围包括了张萱以及当时其他仕女画家作品所涉及的题材。其中除了一般的贵族妇女生活的题材以外,特别值得注意的即有具体地描写唐明皇李隆基和杨玉环各种活动的作品,如《明皇纳凉图》《明皇斗鸡射鸟图》《明皇击梧桐图》《明皇夜游图》《杨妃出浴图》《太真教鹦鹉图》,以及有关虢国夫人的图画。这些作品直接表现皇帝及其生活中的奢靡浪漫的生活而不引起歧视,并且是被许多画家一再重复的。由此也可见当时仕女画得到蓬勃发展的社会心理背景。


    在上述的唐代仕女画作品的实例中,《调琴啜茗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都是有明显的情节的,动作的描写也获得较大的成功,当时仕女画家描绘仕女们游春、凭栏、横笛、揽照等活动,其目的乃在于表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所处的情绪状态,而不是单纯地描写她们的外表活动,可以看出当时所达到的实际水平。而所有今天可以见到的唐代仕女画作品(包括新的出土的绘有仕女的壁画和绢画)之艺术形象上体现了时代生活的特点和审美思想,也有重要意义。


    乐画佛像

    唐朝立佛雕像

    画佛像,也尤为周干所长。自魏晋、南北朝以降,佛教日益兴盛,道教也很流行。寺观遍及各地,故唐代的绘画艺术以反映宗教的内容居多。但这时候的绘画与过去的明显区别是,把佛典仪范宗教画,与以现实生活为范本的人物统一起来了,使作品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吸取新的素材,因而赋予它们以蓬勃的生命力,周昉在这方面的艺术创造更为典型。


    据记载,周昉曾在很多寺观挥笔作画。章敬寺、广福寺、胜光寺、禅定寺、上都水月观等寺观都有他的笔迹。宣和御府收藏了他的七十二幅画卷中,其中各种天王像、老君等神像计三十二幅,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唐人张怀瓘说:“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又说:“其画佛像、真仙、人物、仕女,皆神也。”


    在画佛像中,周昉发挥了高度的艺术创造能力。《清河书画坊》记载,传闻他画的妇女像“目波澄鲜,眉无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不作纤弱娉婷的姿态。显然是周昉把宗教美术世俗化了。这也无疑促使绘画艺术走向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周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水月体。这种水月体是在上都有观自在菩萨画像中表现出来的,以笔法柔丽、形象端严而闻名,故后人称作水月观。张彦远说:“衣裳劲简,采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


    艺术经历

    唐代尤盛人物画,此或许是时代所需求。周昉即是处于盛、中唐时期长安最著名的宗教、人物画家。他初学张萱,后自创风格,善画浓丽丰肥的仕女,又极能写真。世传的故事有:郭子仪的女婿赵纵请周与韩干为其各画一肖像,并挂于室,郭的女儿观后答称:周昉画出了赵郎的“性情笑言之姿”。此事被传作佳话。而他的佛教造像,如“水月观音”等在当时即被奉为样板,曾称“周家样”。其作品在当时流传到日本、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至今那里尚有真迹可觅。只因年代久远,虽历代传存,原作迄今已不复多见。读者只能从明代的唐寅、仇英等大家的仕女画中,略识其旷世遗风。


    周昉的艺术活动期较长,长达三四十年,即大历至贞元年间(766-805),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长安和江南两地。周昉的官宦生涯和贵族地位使他长期优游于贵胄子弟间,故有机缘接受张萱的绘画主题和艺术手法。他“初效张萱,后则小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周昉的画风与张萱之迹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后人要从周昉不在仕女耳根敷染朱色这一“小异”来区别两人的作品。事实上,周昉还有许多张萱所没有的新创。


    周昉擅长的画科不及其师张萱广博,他长于仕女画、肖像画和佛像画,仅限于人物画中的各个分支。但周昉有许多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他创制出体态端严的“水月观音”,将观音绘于水畔月下,颇有艺术魅力。这不仅为画工所仿,而且也成为雕塑工匠的造型样式,流传极广。更重要的是,后人将周昉的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佛像画的造型尊为“周家样”,与“曹家样”(北齐曹仲达创)、“张家样”(南朝梁张僧繇创)、“吴家样”(唐代吴道子创)并立,合称“四家样”,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画派性质的样式,为历代画家所推崇。


    人物社交

    “周家样”的出现标志着周昉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地位已超越了张萱,同时也表明了周昉的画艺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周家样”的出现与张萱作出的艺术铺垫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前,无论是宫廷画家还是民间画工,都在仕女画的造型上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描法、设色和构图等表现语言上已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如敦煌盛唐时期的许多壁画上的女性形象是周昉人物画的前源,同时也存在着周昉与民间画工之间的交叉影响。因此可以说,“周家样”并不是周昉凭空臆想的,它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艺术根柢。“周家样”概括、集中并提炼了前贤和同时代画家中那些有发展基础的艺术语言,被时人和后人作为人物画的范本也就势在必然了。


    从以下的两个盛传不衰的故事,就可探知周昉是怎样技压群雄,在艺术上达到了广为称颂的地步。周昉虽系贵族子弟,但十分注重听取下层民众对其画艺的改进意见。


    一次,周昉奉唐德宗李适旨,画敬章寺神,顷刻间引来京城万人前来观看,有言其妙者,也有指其瑕者,周昉能虚心听取修改意见,日日有改,经月有余,直到众口称绝,方才停笔。周昉的肖像画在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上稳胜同行。相传唐朝名将郭子仪的女婿侍郎赵纵约请韩干和周昉先后为他画像,画完后,赵纵将画像置于坐侧,一时难定优劣,赵夫人回府后点评道:“两画皆似,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性情笑言之姿。”一语道出周昉的艺绝之处。


    周昉不仅在肖像画上挖掘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更悉心于将宫中各类仕女的心态微妙地展示在绢上,如忧郁、感伤、悲叹、惆怅和怨情等,概括地表现出经过“安史之乱”后,唐宫仕女们颓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走向下坡路的大唐帝国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周昉的忧患意识和对被幽禁于深宫的宫妃们的同情,深化了张萱仕女画的主题。张萱与周昉分别生活于“安史之乱”前后,时代的差异必然会在他们的仕女画中的女性精神面貌上有所反映。


    周昉的仕女画代表了中唐仕女画的主导风格,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体态丰厚,曲眉丰颊,以肌肤丰满为美,所着衣冠全是贵妇之妆,衣裳用笔简劲,色彩柔丽。其画反映了宫中仕女单调寂寞的生活,如扑蝶、抚筝、对弈、挥扇、演乐、欠身(打哈欠)等。北宋《宣和画谱》著录了他的七十二件画迹,均已湮没于世。


    遗憾的是,周昉没有摹本传世,尚有一些古画相传为他的名作。所谓“传”,是今人参考了前人较为可靠的鉴定意见和相当长的收藏、著录历史。虽有疑问,但与周昉的构思和画风大体相近,与周昉的生活时代相近或相距不远。如《簪花仕女图》卷、《挥扇仕女图》卷和《调琴仕女图》卷,代表了周昉独有的绘画特征。另一帧《蛮夷职贡图》虽在画风上与上述三幅有异,但流传有绪,可资了解与周昉时代相近的绘画风貌。至于旧传为周昉的《内人双陆图》卷现已被确定为宋人摹本。


    周昉的艺术影响是通过“周家样”传播于后世的。他的仕女画早被当时的批评家论作“画子女为古今之冠”(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晚唐的仕女画家们几乎都处于墨守“周家样”的阶段,“周家样”控制了晚唐仕女画坛。至五代,这种艺术格局仍继续留存在周昉曾活动过的江南地区,如南唐李璟李煜朝(958—975)的周文矩,传扬了周昉的仕女画艺术。五代北方的仕女造型则趋于清秀瘦削,如五代至北宋的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北宋的仕女形象在面形上仍可见张萱、周昉的遗意,但形体已趋于苗条。


    南宋牟益等是承传张萱、周昉画风的仕女画家,《捣衣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是他的典型之作。在宋代,许多人物画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周家样”面部造型的影响。元代赵孟頫凭借他“荣际五朝”的崇高地位,在元廷内外极力推崇唐人的绘画风格,张萱、周昉的仕女造型再次风行画坛。追仿得最为出众的是元顺帝朝(1333-1368)的宫廷画家周朗,他的《杜秋图》卷全然是得自“周家样”之形,但用笔一展元人飘逸洒脱的韵律。直到明、清两季,由于全社会对女性审美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已不再领略以丰厚为体的关中妇人之美感,转向描绘纤巧玲珑、清癯瘦弱的江南女性,广泛流行于卷轴画中。因宗教壁画的稿本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宗教题材中的女性形象较多地保存了“周家样”的造型特征。


    “周家样”的艺术影响早在唐代已超出了中国本土,它的艺术魅力为邻国新罗(今朝鲜半岛中部)的画家所倾倒。贞元年间(785-805)以来,新罗人到周昉曾活动过的江淮一带以善价求购周昉的画迹。“周家样”不仅影响到新罗的人物画,而且漂洋过海至东瀛,波及日本奈良时代的佛教造像,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吉祥天女像》。这个时期日本仕女画的造型更是直取“周家样”之形,如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鸟毛立女屏风》等。


    野史逸闻

    唐朝人周昉,字景玄,是京都地区人。官任节度使后,继续好字,在绘画方面,他将所有的技艺都学到手了。他交往于达官贵人之间,是位高贵的公子哥。周昉的哥哥周晧擅长骑马射箭,曾随同大将哥舒翰远征吐蕃(按:今西藏。)收回石堡城,因战功归来后官授执金吾,掌管京都的治安。当时,唐德宗正修章敬寺,召见周晧说:周爱卿,你的弟弟周昉擅长绘画,我想请他画章敬寺神像,请你告诉他。过了一些天,德宗又让周晧请了一次,周昉才开始画。最初画出来的神像,周昉将它象屏风一样地放在寺院里,整个京都的人都可以去看。章敬寺就在皇宫门前,不论是贤良的人,还是愚鲁的人,都去看画像。有的人说画得好,有的人说画得不好。有人挑出毛病来,周昉随时进行修改。历经一个多月,评论好坏的人没有了,人们都赞叹这幅神像画得太好了!最后,画完稿了,在当时世上数第一。


    郭子仪的姑爷侍郎赵纵,曾经让韩干画过一幅画像,大家都称赞画得好。后来,他又请周昉画像。韩、周都是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一次,郭令公将这两张画像并放在一块儿,让人们评品优劣,谁也评定不出来。正赶上他女儿赵夫人回来探亲,令公问:这两副像画的是谁?赵夫人回答说:是我的赵郎君子。郭令公问:哪幅画像最象?赵夫人答:两幅画像都很象。但是,后一幅最好。郭令公问:为什么这样说呢?赵夫人答:前一幅画像只是赵郎的容貌画得象,后一幅神态、表情、说笑的姿态都画出来了。郭令公问:后一幅是谁画的?有人回答说:是周昉画的。当天定出两幅画像的优劣后,郭子仪让人给周昉送去锦彩几百疋,以表谢意。


    京都长安的一座道观里的水月观音画像,大云西佛殿前的行道僧画像,广福寺佛殿前的两面神画像,都奇特绝妙。这些画像,都是周昉的作品。周昉后来官任宣州别驾。在任期间,他为禅定寺画过一幅北方天王象。画定后,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这位天王到他这儿来。周昉画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可称得上是古今第一圣手。这类画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还有《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以及诸位真人、文宣王十弟子的画像等等,共有许多幅。


    唐德宗贞元末年,有一位从新罗回来的人,在江淮一带,用很高的价码收买几十卷周昉的画。他将要离去时,发现他买的这些画上的仙人,真人、和男人、女人都成仙而去,不见了。只有鞍马鸟兽、竹石草木,还在画上面,甚为奇特。

  • 台北故宫博物院 简介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各类文物珍宝约65万件,素有“北京故宫看建筑,台北故宫看文物”的说法。 ·文物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重要文物南迁与此。 ·分为第一展览区(主馆)、第二展览区、天下为公牌坊、至善园、至德园、张大千纪念馆等主要部分。 ·三大镇馆之宝,分别是肉形石、翠玉白菜和毛公鼎。皆是精巧绝伦的工艺品,栩栩如生,世所罕见。

    历史沿革

    故宫建馆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于11月4日内阁会议中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逊帝溥仪“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应“即日移出宫禁“。次日,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偕同警察总监张璧、国民代表李煜瀛前往紫禁城后寝,请宣统废除尊号,交出印玺、宫殿,迁出皇宫。同月6日,国务院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聘李煜瀛为委员长,会同清室近支人员,点查清宫物品。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12日,公布《参观故宫暂行规则》,开放御花园、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弘德殿、昭仁殿、南书房、上书房等处(即故宫中路),供游客于每星期六、日下午一至六时观览。同年9月29日,计划成立故宫博物院,于双十国庆日下午举行开幕大典。同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新开五条参观路线,对外开放。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接收故宫博物院,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明定故宫直隶于国民政府,并以易培基为院长。

    文物南迁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故宫择院藏文物菁华装箱储置,为文物播迁避难预作准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日军进逼榆关,故宫理事会决定文物南迁沪上。同年2月6日起,故宫文物共13427箱又64包,计分五批启运,至5月23日悉数运达;随行迁运者,尚包由括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内政部、国子监、先农坛等单位文物,计6194箱又8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今南京博物院)于南京成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及其理事会改隶行政院;同年5月,马衡受命担任院长,开始点查存沪及留平文物。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12月,南京朝天宫故宫分院保存库建设完成,南迁文物遂由上海运抵南京,入库存置。

    民国二十五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故宫南迁文物再分三批向后方撤退:第一批(南路)文物共80箱,自南京启运后,经行汉口、武昌、长沙、桂林,而至贵阳,继又疏散至四川巴县;第二批(中路)计9331箱,途经汉口、宜昌,抵达重庆,又过宜宾而厎于乐山;第三批(北路)凡7287箱,则经徐州、郑州、西安,以及宝鸡、汉中,抵达成都,又转运峨嵋。同年年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命西迁,并随故宫第二批(中路)西迁文物起运,循水路移赴汉口;继于次年初迁川,设办事处于新市,复向重庆大学借地,与中央研究院合建临时库房于沙坪坝。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筹备处奉准迁赴昆明办公;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文物西迁之藏品则运赴四川乐山。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令再向后方撤退,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关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即准备复员;存置于李庄及乐山之文物分别启运还都,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毕事。

    抗战胜利后,故宫西迁文物依巴县、峨嵋、乐山之序,先于重庆集中,再循水路还京,全部归运工作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末结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筹备处为庆祝人文馆落成,特与故宫博物院盛大举办联合展览会。

    文物迁台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解放战争形势逆转;同年11月10日,故宫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杭立武等与翁文灏理事长集议,主张择精品运台;另朱家骅先生建议迁运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傅斯年先生则提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随同搬迁赴台。同年12月初,中央博物院理事会集议,通过选择最精品运台,其余藏品亦应尽交通可能,陆续迁运。当月21日,故宫第一批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装入海军派遣之中鼎轮,运抵基隆。同时装船迁运者,尚包括中央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图书馆、外交部之文物、图书、条约档案,共240箱。

    1949年1月6日,载运第二批文物之招商局海沪轮启动;除故宫文物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外,亦包括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之文物、图书、地图,计1336箱。同月30日,负责输运第三批文物箱件之海军昆仑号运输舰启航,内装故宫文物972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

    各机关箱件抵台后,除中央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箱件留存杨梅外,皆贮置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糖厂仓库。

    1949年8月,“行政院”为应战时环境,特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单位合并为“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由“教育部”统摄。

    1950年4月,联管处设于台中雾峰北沟之文物库房完工,全部迁台文物入库存贮。同年5月,台湾行政部门改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会”,成立共同理事会,代行两院理事会职权。

    1953年3月,联管处就北沟库房附近山地开建小规模山洞,备必要时将最精文物存入。

    1954年9月,历时四年之迁台文物点查毕事;文物虽经战时水陆辗转迁徙流离,惟损伤极少。

    台北建馆

    1956年12月,北沟陈列室落成,

    1957年3月,北沟陈列室开放参观。

    1959年,国民党高层决议在台北外双溪兴建“台北故宫博物院”,择此乃因临近市区、可开凿防空洞储藏文物、提振国际观光与教育,以及结合政治军事计划等因素。

    1961年,王大闳提出的“国际式”建筑方案获选,但却因未获主政者的共鸣而未被采纳,反而是评委之一的黄宝瑜提出的宫殿式建筑方案,颇符合官方复兴中华文化精神的期待而获选。

    1961年,筹划于台北近郊外双溪兴建新馆。

    196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馆开始兴建。

    1965年8月,院厦修筑完成。同年11月12日,故宫博物院台北新馆落成揭幕;当日展出之法书、名画、铜器、织绣、瓷器,以及玉器、珍玩、图书、文献等各类文物,共1573件,分置于六间陈列室、八处画廊。次日,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建筑格局

    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地总面积约160000平方米,由中央园林与步道、博物馆正馆建筑、文物储藏山洞与廊桥3个部分所组成,其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建筑的宫殿式建筑,设计者称之为“北平午门”意象。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屋顶则采用绿色饰金黄色收边之琉璃瓦“盈顶”形制,风格清丽典雅。依山傍水,气势宏伟,碧瓦黄墙,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宫殿色彩。

    博物院的主体建筑分为四层,正院呈梅花形,第一层是办公室、图书馆、演讲厅;第二层是展览书画、铜器、瓷器、侯家庄墓园模型及墓中出土文物;第三层陈列书画、玉器、法器、雕刻及图书、文献、碑帖、织绣等,二、三层为“器字形”平面格局的展厅,黄氏将其比拟为“五室制明堂”;第四层为各种专题特展。在第三层后面建有一座26米长的走廊直通山腹的山洞,山洞离地面50米,内有拱形洞三座,每座长180米,高、宽均为3.6米,分隔成许多小库房,中间为通道,分类收藏着各种文物。

    馆藏文物

    截至2021年4月30日,总计698854件/册文物,其中铜器6241件,绘画6744件,陶瓷器25595件,法书3741件,玉器13478件,法帖495件,漆器773件,丝绸308件,珐琅器2520件,成扇1882件,雕刻666件,印拓900件,文具2379件,善本书籍216507册,钱币6953件,档案文献395551册件,杂项12495件,织品1626件。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其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其收藏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较精、多的;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5万多件,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张宏的《华子冈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石+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收藏有来自“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所藏来自紫禁城、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和国子监等多处皇家旧藏之精华,还有来自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70万余件。难怪有“北京故宫看建筑,台北故宫看文物”这一说法。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祟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馆内的展品每3个月更换1次。

    展开

    相关作品推荐

    艺术名人馆

    • 书法
    • 油画
    • 国画
    首次使用需要【激活码】激活账号
    该企业微信为自动发码
    扫码免费自动获取激活码
    今日剩余2次/共3次
    扫码下载App,免费提升每日下载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