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1764年2月21日－1849年11月27日），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揅经老人、怡性老人，江苏扬州仪征人。清朝中期官员、经学家、训诂学家、金石学家。
阮元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先后在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供职，并出任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所至之处，以提倡学术、振兴文教为自任，勤于军政，治绩斐然。晚年官拜体仁阁大学士，致仕后加官至太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元去世，年八十六。获赐谥号“文达”。
阮元提倡朴学，曾罗致学者编书刊印，主编《经籍籑诂》，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等，于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亦多有建树，史称其“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生平著述丰富，撰有《揅经室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三十余种著述传世。
（概述内图片来源：《清代学者像传》）
人物生平
早年及第
阮元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1764年2月21日）子时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府城西门白瓦巷一个以文兼武的世家。他的祖父阮玉堂官至湖南参将；父亲阮承信修治《左氏春秋》，为古文大家。母亲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晓诗书。
阮元5岁开始跟从林氏识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6岁时进姑父贾天宁的私塾就学。林氏对他偏重于文字的教育，阮承信则令他通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读《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成败治乱，战阵谋略”，并教他骑马和学射箭，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他文武兼备。
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起，相继从师于扬州名儒胡廷森及乔书酉、李晴山等人，并与淩廷堪等结为益友。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阮元应童子试。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入仪征县学。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科试中考取一等第一名，成为秀才，补廪膳生员。江苏学政谢墉惊赏曰：“余前任在江苏得汪中，此次得阮某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随谢墉出试镇江、金坛等地助阅卷事。九月，乡试揭晓，中式第八名，成为举人。十月入京，得与经学大师戴震之弟子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会试下第，留馆京师。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二十六岁的阮元于会试中式第二十八名，殿试二甲第三名，赐进士出身。朝考钦取第九名，改翰林院庶吉士，充万寿盛典纂修官、国史馆武英殿纂修官。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散馆考试，阮元成绩颇佳，授翰林院编修。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二月，朝廷大考翰詹，高宗亲擢阮元为一等第一名，升授詹事府少詹事。召对之时，高宗喜道：“没想到朕八旬外再得一人！”命阮元于南书房行走。十月，升任詹事府詹事。十一月，高宗诏令修复刻于辟雍的石经，命阮元随同领班军机大臣和珅等校勘。
词臣督学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高宗命阮元提督山东学政，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离任。在此期间，曾数游济南名泉，留下不少赞泉诗，写有《小沧浪笔谈》，杂记济南掌故风物等；广交山东及寓鲁金石学家，遍访山东金石文物，在山东巡抚毕沅主持下，撰成《山左金石志》24卷，对山东乾嘉之际金石学的兴盛贡献颇巨。
乾隆六十年（1795年），八月，调任浙江学政。九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嘉庆三年（1798年）八月，转授兵部右侍郎，数日后调补礼部右侍郎。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署兵部左侍郎。三月，调户部左侍郎，充经筵讲官、己未科会试副考官。正考官朱珪托阮元一人批阅文策，论者认为得士如鸿博科，张惠言、陈寿祺、王引之、姚文田等均是此科所得。七月，兼礼部左侍郎。九月，兼管国子监算学。
遍历方面
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奉署浙江巡抚，次年正月实授。
当时东南海盗猖獗，以安南（指越南西山朝）夷盗实力最强，凤尾、水澳、箬黄等帮派均依附于夷盗，出现“沿海土匪勾结为患”的情况。阮元就任后，征集弭盗之策，进行“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三个方面的工作。
嘉庆五年（1800年）春，阮元命黄岩镇总兵岳玺提兵击灭箬黄帮。同年夏，海盗大举扰浙，进逼台州，阮元亲赴前线督剿，奏请命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统三镇水师，并调粤、闽官军会同剿盗，会师海门。六月，安南夷艇纠合凤尾、水澳等帮，以舰船百余艘屯于松门山下，与官军对峙。阮元派间谍诱使水澳先退，适逢飓风大作，海盗舰船大多倾覆，余部登山逃匿，被官军搜捕，擒获八百余人。安南夷艇的四位“总兵”，溺死三人，余下的一位“总兵”、进禄侯伦贵利被黄岩知县孙凤鸣生擒，后被处死（一称二人溺死，二人被杀）。九月，总兵岳玺、胡振声合击水澳帮，将其歼灭殆尽。
自此之后，土匪或被剿灭，或向官府投诚。而随着嘉庆八年（1803年）阮福映新建立的阮朝向清朝称臣归附，艇匪失去了在安南的根据地，浙江海面一度恢复宁谧。
就在同一时间，同安人蔡牵兼并了流离失所的夷盗及水澳、凤尾余部，拥有舰船上百艘，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势力。福建方面不能抵御，浙江亦再遭侵扰。阮元与已升任提督的李长庚商议，认为清军水师难以对抗舰船高大的夷艇，于是筹金十余万，由李长庚前往福建督造三十艘大舰，取名霆船，并铸大炮四百余门配给各船。此后水师接连在海上击破蔡牵，使得军威大振。
嘉庆八年（1803年），阮元奏请建昭忠祠，以祭祀历年来捕击海盗伤亡的将士。此后，又出现了拥有数十艘舰船的新兴帮，阮元派总兵岳玺、张成等追剿，历时一年有余方才将其平定。他与总督玉德共同奏请李长庚总督闽浙两省水师，数次击败蔡牵，几乎将其擒获。但因李长庚与玉德、总督阿林保的矛盾，以及阮元的服丧离职，使盗乱迟迟未定，李长庚亦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围剿蔡牵时不幸战死。
嘉庆十年（1805年）闰六月，阮承信卒于浙江官署，阮元为父服丧，解职归扬州。
嘉庆十一年（1806年）十月，仁宗起复尚在原籍丁忧的阮元署任福建巡抚，阮元因病推辞。
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月，阮元服丧完毕，入京署户部右侍郎。十一月，赴河南按事，补授兵部右侍郎，再次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暂时署任河南巡抚。至次年三月方抵浙就职，受命平定海盗。
嘉庆十三年（1808年）秋，蔡牵联合广东海盗朱濆进犯定海，阮元亲驻宁波，督率三镇官军将其击退，蔡牵再度逃至福建海域。随后，阮元与福建巡抚张师诚同心合作，起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分别任浙、闽两省提督，协力剿盗。阮元提出“海战分兵隔贼船”的策略，建议专攻蔡牵。次年八月，清军在定海渔山大破蔡牵，穷追至黑水洋，激战累日，蔡牵无可奈何，只得开炮自炸座船，沉海而死。至此，困扰闽浙沿海十多年的盗乱结束，“海寇悉平”。
阮元两度抚浙，多有惠政，尤以平定海盗之功为著。除吏治军政之外，他召集浙江文人，编书撰述不辍。嘉庆六年（1801年）正月，在杭州建立诂经精舍，聘王昶授词章，孙星衍授经义，作育英才。嘉庆八年（1803年）正月，立宁海安澜书院。
阮元在宁波督师时，奏请浙江学政刘凤诰代己监考乡试，出现舞弊现象，被言官弹劾。阮元受此牵连，亦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九月以包庇之罪被牵连革职。
嘉庆十五年（1810年）四月，补授翰林院编修、文颖馆行走。九月，充署日讲起居注官。十月，兼国史馆总辑。
嘉庆十六年（1811年）初，《十三经经郛》《四库未收百种书提要》编成。七月，补授詹事府少詹事。十二月，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嘉庆十七年（1812年）四月，阮元奉命随镶白旗满洲副都统文孚赴山西查办吉兰泰盐务控案。五月，补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八月，改任漕运总督。在此期间，亦曾赴河南按事。
嘉庆十九年（1814年）闰二月，《全唐文》辑成，阮元为总阅官。三月，调任江西巡抚。阮元抵赣后，在地方严密编查保甲，发现了余干人朱毛俚、胡秉耀等准备起事的情况，迅速调兵将其擒获。十月，因捕治起事有功，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
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刻《宋本十三经注疏》，次年刻成。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阮元被调为河南巡抚。十一月，转授湖广总督。任内修武昌江堤，建江陵范家堤、沔阳龙王庙石闸。
嘉庆二十二年（1816年）九月，阮元被调为两广总督。在粤期间，他建议禁止鸦片，对英商采用较严厉的政策，并上书仁宗，认为“宜镇之以威，不可尽以德绥”。为防范英人异动，阮元于同年十二月奏请建大黄窖、大虎山两炮台。翌年正月，又奏请增兵200人防守大虎山、蕉门炮台等处。二月，密陈《预防英夷事略》，认为英人恃强贪利，应该以威镇服，不能尽皆以德绥抚。如果外国货船擅入内洋，则以停止贸易、断其食用买办、开炮火攻等措施加以惩创。他还说：“彼国（英国）伎俩，惟恃船坚炮利，一经上岸，则无拳无勇，与东倭（日本）不同。或谓攻击恐生事端，此似是而非之论也。”但仁宗不以为然，朱批云：“总须德威相济，不可妄动，慎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闰四月，阮元奏请筑桑园基围石堤，减轻了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水患。
阮元在粤九年，六次兼署巡抚。道光元年（1821年），兼任粤海关监督。当时来往中国的外国船只常常挟带鸦片入境，阮元对敢于经售鸦片者予以严办。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州已有“羊城”“越华”“粤秀”“应元”四大书院，阮元仍感未能满足士子进修学业的需要，在粤创立学海堂书院。从道光元年至六年（1821年—1826年），阮元捐出自己的“廉俸”，部分发商生息，部分建铺出租，部分购地出租，所得收益，用作学海堂的费用津贴。他还发动各官绅捐资赞助，又刻售《皇清经解》1400卷，以充经费。选址方面，经反复筛选，最后定于越秀山麓（今广州二中址），于道光四年（1824年）落成。
此外，阮元初至两广时，便筹措经费，调集两省重兵，分三路剿灭广西富贺、怀集，广东连山、阳山等地的盗乱，“先后获会匪劫盗数千”，使“内地一律肃清”。
道光六年（1826年）五月，阮元调任云贵总督。
当时云南盐政荒废日久，每年亏空盐税达十多万，阮元就任后，劾罢贪吏，致力消除不法现象；各地盐井产量不等的情况，则由官府出面调剂。一年之后，盐税出现盈余，并能适当调拨为边防使用。
腾越边境以外的土人时常进入内地劫夺。阮元用盈余的盐税招募了三百七十户僳僳族边民集中开荒种地，以抵御土人劫掠。此后又借款购置田地，使僳僳人生计得到保障。境外土人畏惧，逐渐前来归附。
道光八年（1828年）十二月，阮元获准“在紫禁城内骑马”。
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升协办大学士，仍留云贵总督任。
车里宣慰司的刀绳武与其叔刀太康为争夺宣慰使一职，长期争斗。道光十三年（1833年），刀绳武联络各土司攻刀太康，兵败，被清廷革职。阮元为之调停，最终择取刀太康之子刀正综承袭宣慰使。
道光十三年（1833年），越南阮朝保乐州土官农文云（越南语：NôngVănVân）发动叛乱，波及北越各省。阮元得讯，整饬边备，严禁越境生事。不久后，农文云兵败身死，宣宗下诏嘉赏阮元“镇静得大体”。
晚登宰辅
道光十三年（1833年），阮元七十寿辰，宣宗御笔书“亮功锡祜”四字匾。三月，充会试副考官，得士222名。
道光十五年（1835年），阮元回朝。二月，接连管刑部、兵部事务，同月加拜体仁阁大学士。十月，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
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充任经筵讲官。四月，任殿试读卷官。五月，奉命与吏部尚书穆彰阿教习庶吉士。
归家安逝
道光十八年（1838年）五月，阮元因老病请求致仕，获宣宗允准，给半俸。八月，晋加太子太保衔。十月，返扬州定居大东门福寿庭宅。后建“南万柳堂”，与六舟居士游扬州瘦西湖。
阮元晚年以诗书为伴，湖光山水为娱，绝不过问地方政事，一直以耳聋避俗吏，悠然自得，怡老林泉。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仍向两江总督爱新觉罗·伊里布提出了抵抗英国侵略的建议。为抵御英军，他也捐制钱1000缗，以助国用。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阮元八十生辰，宣宗“赏御书扁联福寿字”，及珍玩、文绮等物。三月，福寿庭宅毁于火。八月，迁居扬州徐凝门康山之右。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六月，阮元“重逢乡举”，赴鹿鸣宴，晋加太傅衔。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11月27日）巳时，阮元在康山私宅逝世，享寿八十六岁。获赐谥号为“文达”，先后入祀浙江名宦祠、扬州乡贤祠。
主要影响
阮元自弱冠一举成名，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治学生涯中（其中还有大部分时间治理政务），著作极为丰富。阮元60岁时，龚自珍撰文对其在大半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盛赞阮元的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术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掌故之学等，称其“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实之辨，总才学之归。”
有学者认为，阮元是清代后期形成的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将扬州学派定义为汉学发展至高峰并开始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学派。更高意义上讲，阮元学术思想体系的意义不仅成为清代汉学由高峰走向衰落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跨越的转折点。
阮元对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中国科学文化最发达，虽对西方学术成有所承认，但又认为西方的科技制作，在中国古代就有了。他甚至认为西方人的先进器物，是抄袭中国成果的产物。阮元否认西法，对西方人修正某些科学观点不予承认。他的这种态度，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迂腐之见”。
学术
阮元治学师承戴震，守以古训发明义理之旨。他与戴震的弟子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相交，他们对于阮元的影响极大。阮元的训诂学，得之王念孙较多，从此奠定他为学的基础。
阮元论学之旨，虽以汉学的经史训诂为根底，但主张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一方面，以文字训诂、考证辨伪探求经书义理、恢复经典原貌的做法即为“实”的方法。另一方面，阮元的“实”又具有“实学”“实行”“实践”“务实”等带有时代特点的新的含义。阮元将格物与实践统一起来，开始关注“家国天下之事”，真切反映出徽派朴学后期发展方向的转变。《清儒学案·仪征学案》称他“推阐古圣贤训世之意，务在切于日用，使人人可以身体力行”。
阮元的研究范围，自经史小学以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尤其提倡以勘明大意为理念。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讲求“因古训以求义理”，并有鉴于宋、明理学家们争论“仁”字的含义，运用归纳的方法，把孔子、孟子所有论述“仁”字的文句集中起来，加以排比，写成《论语论仁论》及《孟子论仁论》，用孔孟论述“仁”字的原意去纠正后世对“仁”字的曲解，从而避免了离开实事而空谈心性的误区。
在文字训诂方面，阮元遵循高邮王氏之法，大都由声音贯通文字，从而总结出它的通例。阮元曾经提出探语源、求本字、明通假、辨谊诂四种方法，张舜徽在评论《揅经室集》时赞扬道：“元尝自言余之学多在训诂，良不诬也。”
阮元的治学特点是由训诂入手，长于比对归纳，他认为考据、义理、辞章三者是密不可分、兼顾并重的，不重考据，将无从窥探学问的门径，无法升堂入室，但光重名物考据，不探求义理，仍然不能步入学问的殿堂。可见，阮元虽主张由训诂求义理，但同时意识到汉学埋头故纸，限于猥琐的流弊，坚决反对“但求名物，不论圣道”的纯粹训诂之学，意在超越局部的研究而作融会贯通的工作，这也是阮元在学术见解上体现出与戴震之学的差异。
阮元能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研究事物，他从事文宇训诂，着眼于源流和发展演变，着眼于字群音义上的相互联系。研究礼制典章，不纠缠于事物名称的孤立考证，而是着眼于古代礼制的大体，不脱离历史发展的背景和阶段性。这些，都凸显出他联系、变化、会通的历史观念。诚如皮锡瑞所言：“今得阮元之通识，可以破前儒之幽冥矣！”
阮元在考证文字本义和造字之始时，与戴震提出的“读书首在识字”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考证字的语源、本义、通假、训诂并有所发挥。
在对于古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中，阮元经过细密考证，写出《明堂论》《封泰山论》等文，认为所谓“明堂”“辟雍”只不过是上古没有宫室时的一种简陋的结构，近似后世游牧地区的帐篷，上圆下方，四周环水，每逢大事如祭祀、行军礼、学礼，或者发布政命，都在这里举行。阮元还说，“封”是统治者在南郊祭天，“禅”是统治者在北郊祭地。阮元这种解释，都是他经过周密考证的结果，为时所称。
阮元一生致力于文献的整理、汇辑、编撰、刊刻，成绩斐然。他主编《石渠宝籍》2编，所见内府秘藏书画，遂记题跋并辨别真伪，作《石渠随笔》，为鉴赏家所推重。他汇刻《皇清经解》，将有清一代汉学研究成果汇刻一册，网罗宏富，“为言汉学者之总汇”，成为阮元总结18世纪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抚浙时，纂辑《经辑纂诂》一书，集中国训诂学资料之大成。又搜集图书，藏于灵隐寺，设“灵隐书藏”。后又于镇江设“焦山书藏”。作《杭州灵隐书藏记》《焦山书藏记》《焦山书藏书目》，并亲自参与修订《书藏条例》，具有近代图书馆之性质，然而仍偏重保藏。在广州时，汇刻《学海堂经解》1400卷。刊刻有《宋本十三经注疏》。
阮元家藏书极富，藏书楼名“文选楼”“石墨书楼”“琅环仙馆”“积古斋”“揅经室”“唐宋旧经楼”“节性斋”等。藏书印有“雷塘盫主”“亮功锡祜”“墨庄藏书印”“体仁阁大学士”“五云多处是仙台”“积古斋藏研处”“扬州阮氏琅环仙馆藏书印”“谱研斋著书处”“泰华双碑之馆”“家住扬州文选楼隋曹宪故里”“阮氏伯元”等数十枚。
阮元曾赞助王柳村辑《江苏诗征》，录清初以来江苏诗人遗诗5430家。他编著《两浙轱轩录》及《淮海英录集》，分别搜集清初以来两浙十一郡诗人遗诗300余家和清代扬州府及南通州之诗。在阮元看来，“事之散者难聚，聚者易传”，故而搜集佚文，以期后世文献有征。阮元还极其重视搜求古书。他在浙江任上，曾广购《四库全书》未收古书进呈内府，每进一书，必依《四库全书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廷博、何元锡诸君子参互审订”，而后奏之。十余年间，共进书170余种，成绩极大。阮元还重视对金石资料的搜集，辑成《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三部金石著作。
在阮元刻印之书中，最为人熟知的，除《皇清经解》《经籍籑诂》外，当推《十三经注疏》。这是一部大型的经学丛书，收书180余种、1400余卷。刻印时，罗致了一些绩学之士担任校勘，由阮元总其成。这些校勘成果，就是著名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阮元所刻印之书还有一个重点，是其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如朱珪《知足斋集》，钱大听《三统术衍》《地球图说》，张惠言《虞氏易》《仪礼图》，汪中《述学》，钱塘《述古录》，刘台拱《刘氏遗书》，凌廷堪《礼经释例》，焦循《雕菰楼集》，孔广森《仪郑堂集》等，不下数十家，皆为当时学术精粹之作，对于汇萃和保存历史文献，都有积极作用。
阮元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国史馆总纂任上写作了《国史儒林传》。清朝史馆原没有儒林传及其体例，原因是国史馆传记，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属提供材料，配合档案资料撰写，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属提供资料，所以无法撰稿。阮元并不能破除资料来源规制，但觉得可以利用学者本身的著作来与其传记，于是择录纂辑，成百十人的儒林传，创立了清代史馆编撰儒林传的体例。他的传稿，部分地编在《揅经室续集》中。
嘉庆四年（1799年），阮元兼管国子监学正时，《畴人传》46卷。此书为中国上古至清代的天文历算学家243人、西洋人37人作传，写法是把古籍中有关史料摘录汇集，并对重要人物作出评论。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广东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主修《广东通志》，撰成334卷的巨著。
除此之外，还曾主修大型志书《嘉庆嘉兴府志》（80卷）、《浙江通志》等。
教育
阮元重视教育，他在半个多世纪中培养、发掘了数以百计的人才。除了慕名投师或在社会交往中发现之外，科场选拔和书院培养应是两个主要的途径，如王引之、郝懿行、丁晏等均在科场被阮元发掘。
而书院培养则更为重要。阮元为浙江学政时，就在杭州西湖孤山聚集问学诸生，合著《经籍籑诂》116卷。到任浙江巡抚时，他又在杭州创建了诂经精舍，延请当时的著名学者如王昶、孙星衍等来主讲，又邀金鹗、洪颐煊、震煊兄弟讲肄其中。教学内容为经史疑义及小学、天文、地理、算法等。精舍不习帖括，专研经史，以示与课举业之书院分途。主张治经以音韵训诂为门径，登堂入室而求义理圣道，并勉励学生效法顾炎武，留心经世之学，注重“实践”，反对主敬主静的穷理之道。也要求不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倡导争辩研讨，实事求是。
在诂经精舍肄业的，多为学行出众的高材生，德清徐养原、嘉兴李遇孙，虽都学有专长，也还来此修习。这些亦徒亦友的绩学之士，转而又成为阮元编书的得力助手。如徐养原曾帮助他校勘《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和《仪礼》，洪震煊既担任《经籍籑诂》中的《方言》部分，又担任《十三经注疏》中的《小戴礼记》校勘。教学相长，实践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有用的人才。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创建学海堂书院，并亲自讲学。针对当时书院山长不敢主持讲学、不少书院专讲八股科举的弊端，阮元手订《学海堂章程》第一条规定：由学长八人同司课事，永不设山长，亦不容荐山长。学生在《十三经》《史记》《汉书》《文选》《杜甫诗》《韩昌黎集》等书籍中任选一门，作日记，由学长评阅指点。学长分门别类指导课业，轮流执掌堂务。分工治事，集体负责，是阮元开创的学长制的特点，实践证明行之有效，并为其后不少书院所效法。广东番禺人侯康便因自己的文章得到赏识，由是知名。番禺人林伯桐和陈澧，都担任过学海堂学长，陈澧任职时间尤长。广东嘉应人李黼平也曾补聘来学海堂批阅课艺，阮元还延请他为之教子读书。著名的《皇清经解》也是在这时编刻的，所以又称作《学海堂经解》。
军政
阮元在嘉庆四年（1799年）首次担任浙江巡抚。就职之后，针对当时东南海盗猖獗，“沿海土匪勾结为患”的情况，进行“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三个方面的工作。在嘉庆五年（1800年）后，相继派兵灭箬黄帮、水澳帮，并命定海总兵李长庚总统水师迎击海盗主力，于松门山将其击溃，取得大捷。使海盗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浙洋渐清”。
在同安人蔡牵兼并诸海盗，继续侵扰闽浙沿海之后，阮元募资支持李长庚督造霆船三十艘，使其连破蔡牵，几乎将其擒获。但因李长庚与闽浙总督阿林保等人的矛盾，使得盗乱迟迟未定。
嘉庆十二年（1807年），阮元再任浙江巡抚，与福建方面协力合作，起用李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等，建议专攻蔡牵。至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军在定海渔山大破蔡牵，穷追至黑水洋，全歼蔡牵所部。至此，困扰沿海十多年的盗乱结束，“海寇悉平”。
在江西时，阮元严查保甲，即刻破获朱毛俚谋反案。
阮元任云贵总督期间，一方面罢免贪官污吏，加强对盐税的征收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偏远地区的百姓开荒种地，防御蛮族的进攻。同时力荐时为云南副将的“曾勤勇公”，此人后来官拜提督，在镇压广东瑶民叛乱时“功居第一”。
阮元任两广总督时，主张对英人采取强硬态度。他认为英人“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短于内洋”，因此要加强内洋和陆上的防务，英人来犯即给予炮火惩创，同时停止同它的贸易，断绝其食用采买，以此强硬态度，令“彼不敢轻犯”中国法令。
一次，英人打杀中国妇女，阮元将他绞决抵罪。道光元年（1821年），英军打死中国农民二人，凶犯逃回英国，阮元屡次向英方索要凶手，英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阮元鉴于朝廷“恩威相济”“断不可猛浪从事”的告诫，不敢坚持强硬，遂采取折衷办法：许商船贸易，不许该兵船复来。中央政府的软弱政策使地方官无所作为，当然阮元本身的软弱也不能辞其咎。
清政府早在雍正年间即下令禁止贩卖鸦片。阮元兼署粤海关监督后，严格实行禁令，查禁英船夹带的鸦片烟，惩办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但英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段，继续贩毒，使查禁效果有限。
文艺
阮元工于诗及骈、散文。他论文重文笔之辨，以用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提倡骈偶，与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异趣迥然。
阮元善书法，尤精篆隶。入值南书房时，参与撰修《石渠宝笈》，研究宫中懋勤殿所藏的古书画，写出心得，成《石渠随笔》一书。
他的隶书效法《石门颂》《百石卒史碑》，郁勃飞动，醇雅清古。能作擘窠大字。所撰《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为清代提倡尊碑之有力者。书法作品有《王学浩滦水联吟图卷题跋》（行书）、《行书七律诗轴》（上海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三册著录）、《唐魏栖梧书善才寺碑跋》（行书）、《行草横幅》等。
阮元书法
阮元亦能画，擅画花卉木石，笔致秀逸。
历史评价
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曾在京察后给阮元“有守有为，清俭持躬”的评价。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中盛赞道：公毓性儒风，励精朴学，兼万人之姿，宣六艺之奥……公宦辙半天下，门生见四世；七科之后辈，尚长齿发，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潜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荜之遗编，扬扢而登国史；斗南人望，一而无两，殿中天语，字而不名。
清代学者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
阮元逝世后，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在祭文中称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
清代学者汪廷儒辑《阮元传》：元淹贯群书，长于考证。
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评价道：阮元由词臣出膺疆寄，竟殄海寇；开府粤、滇，绥边之绩，并有足称；晚登宰辅，与枢臣曹振镛异趣，惟以文学裁成后进，世推耆硕。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评价：①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②综观阮元的一生，他勤奋不息，忠君以尽臣节，并以此受知于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禄以终天年。他有经世致用思想，勤政务实，既试图解决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残暴镇压过民众运动，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终生辛勤治学，留下大量著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考据成就，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
主要作品
阮元一生著述丰富，除经学之外，对金石、天文、历算、地理之学亦有研究。他生平所著之书，约在30种以上，如：
其中《揅经室集》共6集、58卷，前4集为阮元生前手定者，隐然以经、史、子、集为次。说经之文，多在一集，自4集以下，始以诗文合编。而《畴人传》《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是研究中国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生平和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此外，阮元任江西巡抚时，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416卷；在广东任两广总督时，刊刻《皇清经解》1408卷，将清人所著各种经书的新注和解释经传文字的佳作汇刻成编。又主持编纂、校勘有《经籍籑诂》《淮海英灵集》《两浙輶轩录》《皇清碑版录》《江苏诗征》《诂经精舍文集》《八甎吟馆刻烛集》等。此外，阮元还主编过一些大型的志书，如《嘉庆嘉兴府志》（80卷）、《广东通志》（334卷）。他家居文楼巷，其藏书楼名“文选”。辑有《文选楼丛书》，初刻10种，后增至27种。
阮元刻印的书，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搜集刻印了一些知名学者的遗著。据粗略统计，他所刻名家选集就有钱大昕、钱塘、汪中、刘台拱、孔广森、张惠言、焦循、凌廷堪诸家。
（表格参考资料）
轶事典故
宛委别藏
阮元好藏砚，巡抚浙江时，留心搜访《四库全书》未收之书，先后求得175种，依《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一篇，随书奏进。清仁宗十分高兴，遂在养心殿辟一隅收藏，并钤以“嘉庆御赏之宝”，并据传说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亲笔赐名《宛委别藏》。
阮元所收多为世所罕觏之珍本秘笈，或不见于公私著录，如《皇宋通鉴纪事本末》《钓矶文集》《招捕总录》等；或在中土久已失传，如《难经集注》《五行大义》《文馆词林》等；或可补《四库全书》之缺佚，如《尚书要义》补足四库所缺3卷，《夷坚志》补足四库所缺甲、乙、丙、丁四志，《墨客挥犀》补足四库所缺续编等。同时《宛委别藏》所收各书均据旧本精钞影写，其中源于宋刻的有30余种，源于元刊的有10多种，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书成后原本一直存于宫中，世间并无刊刻流传。20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始将原书重行整理，影印出版。但所收书仅得161种，其余12种不知去向。
考释钟鼎
阮元任浙江巡抚时，有一位门生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在通州的旅社中买了一个烧饼充饥。门生见烧饼背面斑驳成文，于是用纸将其拓印下来，极似钟鼎铭文，马上寄给阮元，伪称是在北通古董肆中见到的一尊古鼎，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自己也不知道是哪朝的器物，便特地将铭文拓出，寄给师长，和诸人共同考证，以证真伪。阮元得信后，即刻召集幕中众名士商议，众人互相臆测，意见不同，最后阮元断定这是宋代《宣和图谱》著录的一尊鼎，于是在其后写上跋文，陈述某字与图谱所载相符；某字历年日久，已经剥蚀；某字因拓手不精，所以模糊不清。总之，他认为此“鼎”实非赝品。门生见到回信后，大笑不止。
人际关系
亲属
主要参考资料：
师友
表格参考资料：
表格参考资料：
后世纪念
墓葬
主词条：
阮元墓
阮元墓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槐泗镇永胜村北的老坝山。墓封土高2.2米，周长24米，系清咸丰元年（1851）立石刻墓表，墓表由兵部侍郎杨文定撰，记载了阮元生平事迹及儿孙简况。上首第一行书：“皇清诏授光禄大夫太傅体仁阁大学士阮元文达公墓表。”
阮元去世后，归葬雷塘祖墓，在墓南约半华里奉旨建石碑坊一座，坊三门四柱，柱两截，下端方形，上端圆形，并雕以龙纹，高约一丈五尺，柱周围皆以耳形巨石作砥，坊上端有石刻“圣旨”二字，下端有横长方形玉石一块，上镌“太子太保仁阁大学士阮文达公墓道”十六字，石坊极壮观。
祠堂
阮元死后，获准入祀浙江名宦祠。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又入祀扬州乡贤祠。
史料索引
焦循《神风荡寇记》《神风荡寇后记》
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
佚名《清代学人列传》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