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首昌，明末清初人，字湘草，江苏淮安盐商，祖籍山西太原，能诗能书，善行、草书，一时俊彦。颇豪富，以钱买官，修名园（绾秀园），种花草；崇祯十七年暮春，福王避难居其园中，见杜有妹极美，能琴能棋，遂订婚约，并得到杜的资助。杜首昌入清不仕，游历他乡，不肯结交官府，家遂败落。
诗词作品
《仲秋集给秀园》
好友频年各一方，故因嘉会惜秋光。……一尊情话真难尽，胜水残山夕阳。
醉后犹开雍，愁来亦放歌。二三白社子，雾月坐藤萝。
《东湖泛舟》
晴船如镜画船开，琥珀香浮白玉杯。
鸥引开樯寻胜去，山分眉黛隔城来。
云卿祠改空留碣，孺子亭高独枕台。
不古情深丝管急，绿波不放酒人回。
绾秀园
这是一座扑朔迷离的名园。到目前为止，仅掌握下列资料：
资料
园主杜氏祖籍山西太原，是最早来河下业盐的晋商之一。“世以资雄里中”。明末清初，主人为杜首昌（字湘草）。
阮葵生《茶余客话》载：“杜湘草工书法诗词，家于西湖嘴，辟绾秀园，水石花木之胜，甲于一郡。名士满座，尊酒不空，有孔北海之目。”“有挥麈亭、如如室、天心水面亭在湖中，极亭台花木之胜。”传说湖心寺的兴盛与绾秀园不无关联：明末，南北名士过淮，必造访绾秀园，轮蹄日至。春园宴桃李，秋篱把兰菊，谈倦醉饱后，主人即驾小舲载客过一水相隔的湖心寺参访高僧。《山阳耆旧诗》杜湘草诗后，吴进按曰：“杜氏在淮昔称巨富，至先生家渐落，然园林物产犹在。……风流宏长，巍然为一时闻人，结交遍天下。”其在《山阳志遗补》中亦称：“杜氏园为淮阴园亭极胜者。湘草先生读书园中，有句云：‘犹记去年临水榭，手拈红豆，戏拆鸳鸯。’（此榭亦不知何名）”
高士奇序《绾秀园诗选》：“山阳杜湘草，……足迹半天下。访名山川，不以尘埃自累。盖孟浩然、张志和一流人也。……衣冠古朴，举止疏放，如繁花缛秀中孤松挺出。”
尤侗序《绾秀园诗选》：“杜子年七十矣，少壮不仕，终为大布衣。名山佳水，恣意遨游。所至，名公巨卿无不倒屣而迎。其人品之高，为何如耶？”
除高江村、尤西堂与杜湘草为同一时代人（尤侗还是其好友），阮葵生曾祖父阮晋与其为莫逆之交，其余大多从他们文字中转抄，内容不外以上几条。
记载
胜甲一郡的绾秀园，能查到文字记载的景观也仅有三处：
一是三峰矗立的大型土石假山一区，起伏有致，古淡天然。山上建有挥麈亭。湘草词《五彩结同心·集绾秀园》有句云：“三峰削，直插崔嵬；亭高旷，帆来鸟去，俨然画里登台。”此亭亦阮晋诗中所谓“剩水残山一古亭”。
二是远探于管家湖心的天心水面亭，联云：“天心月影羲皇意，水面风流士子情。”（胡天放略作改动后，曾书赠李氏玉诜堂。）人称此处：水阔不分天际，月明遥见渔榔。雁字惊寒阵阵，分明一幅潇湘。
三是如如室，取自白居易“不禅不动即如如”诗句。此园占尽湖山胜景的阔大与野趣，可从主人《独坐如如室偶成》诗句中略窥一斑：“野花红正当幽户，老树青能补破岩。院走山云哗百鸟，屋拖湖烟乱千帆。”
“留得荒园破屋，经百十余年，更觉多情。”绾秀园到清初，已百多年。康熙十五年，为大水冲毁。所以《钵池山志》载，杜湘草家道晚渐中落，曾寓山紫庵。其《湖边即事》“湖西隐隐两三树，几片轻帆没浪痕。钓罢归来读《秋水》，白云随我到柴门”即咏于此时。后不久，又寄居涟水能仁寺。生卒年皆不详。
道光年间，李元庚《河下园亭记·绾秀园》叙述很耐人寻味：“《山阳志遗》载：‘甲申三月六日，有福、周、潞、崇四藩避难船八十余只至浦（清江），十八日，福王……借寓湖嘴生员杜光绍花园。至四月二十二日舟方南去。’《明季南略》所记略同。庚童时，先君子携过杜家大门（今摇绳巷头），见墙阴巨石方四尺许，先君子曰：此即福王驻跸时厅事柱础也，宏峻可想，今亦不知所在（2003年翻铺湖嘴大街石板时，发现此柱础，已移至吴承恩故居前）。”
明末，四藩王逃难来淮，皆住河下各家园林中，如四月初一，周王就死于湖嘴赵家，何必弄得如此神秘？从陈悰《南都宫词》中透露出一些秘密，很能说明问题。其注云：“福藩渡淮，止于淮之杜氏。杜母老寡，有美女，能琴能棋，约徵为后。时福王仓促南奔，行李羞涩，杜有所赠。”如此看来，杜氏由资雄里中而忽然中落，以及杜湘草不仕清而大半生以布衣飘流四方，与其家缔结这一婚姻有关。清末，古香阁女史根据河下世代传说写过一篇《虹隐小传》，演绎了杜氏女生生死死的一段传奇：这位坚抱冰雪之姿，不愿玷染污浊的少女，基于对福王卑劣人格、庸陋本质的极端厌恶，以及对朱明王朝的彻底失望与反感，在其未婚夫登基后，竟不惜以死抗争，终以“疯疾”，得免入宫之厄。宏光朝覆灭后，又以独立自由的意志，拒不肯自尽殉“国”，绝不为一姓之兴亡而葬送青春之美好、亵渎生命之神圣，独居于绾秀园梦虹楼（传说其母怀孕时，梦长虹入怀，故闺名虹影，晚号虹隐）三十余年，日诵《南华》（《庄子》），以琴为伴。斯楼即将没于洪水时，洁身自好到不肯让舟子背负上船，宁可怀书抱琴沉入滚滚洪流之中。时人挽以联曰：“心仪《秋水》沉秋水，魂系素琴殉素琴。”这件事的发展（即宏光帝后的备选）社会背景极其复杂，还牵扯到另外一些受乡人尊敬的世家名门，尽管外地墨客笔记中屡有述录，但淮安人似乎有某种默契，从不形之于笔墨，吴山夫著《山阳志遗》，也只点到为止。直到民国初年，王光伯与程景韩编《淮安河下志》，才见诸文字，亦不蔓不枝，仅止于杜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