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1673年12月24日—1769年10月6日），字碻（què）士，号归愚，江苏苏州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大臣、诗人、著名学者。
乾隆元年（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1739年）以六十七岁高龄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乾隆帝喜其诗才，称其“江南老名士”。历任侍读、内阁学士、上书房行走，乾隆十四年（1749年）升礼部侍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乾隆三十年（1765年），封光禄大夫、太子太傅。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病逝，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què）。后因卷入徐述夔案，遭罢祠夺官。
作为叶燮门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但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
人物生平
花甲进士
沈德潜出身吴兴沈氏一支，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苏州府长洲县葑门外竹墩村（今苏州市姑苏区杨枝塘）。早年家贫，从二十三岁起继承父业，以授徒教馆为生，过了四十余年的教馆生涯。尽管处境并不如意，但他并未弃学，在奔波生活之余，勤奋读书，十六岁前已通读《左传》《韩非子》《尉缭子》等书。他早年师从叶燮学诗，曾自谓深得叶燮诗学大义，所谓“不止得皮、得骨，直已得髓”，其自负可见一斑。
沈德潜热衷于功名，但这样一个满腹才学的读书人，竟然科举屡不中，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被录为长洲县庠生后，四十年间屡试落第。在雍正十二年（1734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又被朝廷斥贬，他的诗作被禁止流传。
四十岁所作《寓中遇母难日》中自表：“真觉光阴如过客，可堪四十竟无闻，中宵孤馆听残雨，远道佳人合暮云。”凄清之意和不甘寂寞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二十二岁参加乡试起，他总共参加科举考试十七次，最终在乾隆四年（1739年）才中进士，时年六十七岁，从此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
天子词臣
乾隆七年（1742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迁左中允。累迁侍读、左庶子、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
此时沈德潜已年过七旬，乾隆皇帝召其讨论历代诗源，他博古通今，对答如流，乾隆大为赏识，称之为江南老名士，并对大臣们说：“我和沈德潜的友谊，是从诗开始的，也以诗终。”
乾隆十二年（1747年），命在尚书房行走，又擢礼部侍郎。次年，充会试副考官，以原衔食俸。
乾隆十四年（1749年），沈德潜乞归，乾隆命以原品致仕，后又为他的《归愚诗文钞》写了序言，并赐“御制诗”几十首与他。在诗中将他比作李（白）、杜（甫）、高（启）、王（士祯）。
七十七岁的沈德潜辞官归里，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并任苏州紫阳书院主讲，以诗文启迪后生，颇得赞誉。后获特许，在苏州建生祠，祠址在沧浪亭北的可园西侧。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月，乾隆召赐曲宴，恰逢德潜八十大寿，遂题赐匾额曰“鹤性松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加礼部尚书衔。其间曾为父母乞诰命，乾隆给三代封典，并赐诗，其中有句云：“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福。”侍郎钱陈群在旁唱和曰：“帝爱沈潜德，我羡归愚归。”赐诗与和诗中巧妙地嵌入沈德潜的名“德潜”、号“归愚”，一时被传为艺林盛事。
乾隆二十七年，皇帝南巡，沈德潜及钱陈群迎驾于常州，乾隆赐诗，并称二人为“大老”，三十年，乾隆帝再度南巡，沈德潜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
身后荣辱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九月七日，沈德潜去世，终年九十七岁。追封太子太师，赐谥文悫，入贤良祠祭祀。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以钱（陈群）沈二人并称“东南二老”，极一时之荣。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县发生徐述夔诗案。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一场文字狱，沈德潜因生前在书中为徐写传而受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所有荣华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主要影响
诗论
沈德潜年轻时曾受业于叶燮，他的诗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叶燮影响，但不能继承叶燮理论中的积极因素。他论诗的宗旨，主要见于所著《说诗晬语》和他所编的《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国朝诗别裁集》（后名《清诗别裁集》）等书的序和凡例。沈德潜强调诗为封建政治服务，《说诗晬语》开头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同时提倡“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说诗晬语》卷上），鼓吹儒家传统“诗教”。
在艺术风格上，他讲究“格调”，所以他的诗论一般称为“格调说”。所谓“格调”，本意是指诗歌的格律、声调，同时也指由此表现出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其说本于明代七子，故沈氏于明诗推崇七子而排斥公安、竟陵，论诗歌体格则宗唐而黜宋。
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明代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朱子云：‘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真得读诗趣味。”
清诗别裁
但沈氏诗论的意义和明七子之说实际是不同的。因为他论诗有一个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有益于统治秩序、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说诗晬语》第一节就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
这首先是从有益于封建政治来确定诗的价值。他也讲“其言有物”和“原本性情”，却提出必须是“关乎人伦日用及古今成败兴坏之故者，方为可存”，如果“动作温柔乡语”，则“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见《国朝诗别裁集·凡例》）。所以，按“诗教”的标准衡量，唐诗已经不行了。在宗唐和讲求格调的同时，还须“仰溯风雅，诗道始尊”（《说诗晬语》）。因而沈氏的论调，和桐城派古文家虽推重唐宋八家之文，同时却认为他们的思想仍不够纯正，还须追溯到儒家经典的态度非常相似。在诗歌的风格上，沈德潜把“温柔敦厚”的原则和“蕴藉”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主张中正平和、委婉含蓄而反对发露。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永和声之遗意也。”
诗歌史论
由于对历代诗歌做过广泛的研究，沈德潜对诗歌史也有一些犀利的见解。
沈德潜的诗歌史论，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明代部分。清初诗家出于亡国之痛，对明代学术和文学都有不少情绪化的过甚之辞，沈德潜则在距离拉开之后，能以较平和的态度对待明代诗歌，甚至给明代复古派以较正面的评价。《说诗晬语》指出:“永乐以还，崇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应之，相习成风，靡然不觉。李宾之(东阳)力挽颓澜，李(梦阳)、何继之，诗道复归于正。”不仅如此，他又进一步驳钱谦益之说云:“李献吉雄浑悲壮，鼓荡飞扬;何仲默秀朗俊逸，回翔驰骤。
同是宪章少陵，而所造各异，骎骎乎一代之盛矣。钱牧斋信口掎摭，谓其‘摹拟剽贼，同于婴儿学语’。至谓‘读书种子，从此断绝’。此为门户起见，后人勿矮人看场可也。”他的论断为《四库提要》所采纳，后人亦多许其持论平允。对于李攀龙，《说诗晬语》也将其拟古诗与七律区别对待，褒贬持平:“李于鳞拟古诗，临摹已甚，尺寸不离，固足招诋諆之口。而七言近体，高华矜贵，脱去凡庸，正使金沙并见，自足名家。过于回护与过于掊击，皆偏私之见耳。”起初他在《明诗别裁集》里评李攀龙七律“已臻高格，未极变态”，基本还是沿袭王世贞《艺苑卮言》之说，至此已略有修正，足见经过仔细斟酌，绝非率尔轻发。
沈德潜的诗有很多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反映了一些社会现实。但又常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说教内容，如《观刈稻了有述》，一方面反映天灾为患，民生涂炭的情景：“今夏江北旱，千里成焦土。荑稗不结实，村落虚烟火。天都遭大水，裂土腾长蛟。井邑半湮没，云何应征徭？”另方面却又劝百姓要安贫乐道：“吾生营衣食，而要贵知足。苟免馁与寒，过此奚所欲。”因此多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近体诗中有一些作品如《吴山怀古》、《月夜渡江》、《夏日述感》等，尚清新可诵，有一定功力。
主要作品
沈德潜的诗现存2300多首。
沈德潜的著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七十三卷，清沈德潜撰。清乾隆刻本。二十四册。全集内容包括《归愚诗钞》二十卷、《诗钞馀集》十卷、《诗馀》一卷、《归愚文钞》二十卷、《文钞馀集》八卷、《矢音集》四卷、《归田集》三卷、《八秩寿序寿诗》一卷、《说诗晬语》二卷、《浙江通省志图说》一卷、《黄山游草》一卷、《台山游草》一卷、《南巡诗》一卷、《沈德潜自订年谱》一卷等。
轶事典故
一朝得中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栖。自称爱才如爱子的乾隆皇帝看到了白发苍苍的“沈老”，怜才之心顿起，挽着其手，穿行于翰林院里，共相唱和。在乾隆的算盘里，豢养沈德潜是特别合算的事情，一可谓敬老，二可谓惜才。夏天，两人唱和《消夏诗十首》，冬天，两人围炉对话，切磋诗艺。
沈老为父母乞诰命，乾隆二话不说，即命给三代封典，并赐诗曰：“我爱德潜德，淳风挹古初。”皇帝题词还特地写诗相赠一事，在当时引起“文艺界”大震动，歌咏其事不知凡几。
乾隆给了沈德潜极高的礼遇，官职由少詹事升詹事，再升值书房副总裁，八十多岁退休以后，还封给礼部尚书衔，甚至到了九十岁还晋阶为太子太傅、太子太师；而且沈德潜年老归乡后，乾隆多次下江南，几乎每次都要他来陪护，都要唱和几首诗。乾隆十六年，乾隆游幸江南，沈德潜赶到清江浦迎驾，乾隆赐诗曰：“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文人做到此般程度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罢。
人物争议
从67岁中进士到97岁离世，沈德潜在他人生最后30年里风光无限，但他死后10年（乾隆四十四年）即被夺去赠官，罢祠削谥，并遭仆碑之辱，究其原因也是因诗而得祸，他被卷进了两起文字狱。
乾隆二十六年，沈德潜将自己编好的《国朝诗别裁集》呈送给乾隆，请求为之作序。乾隆看了这部诗选后，感到很不愉快，他对沈德潜把钱谦益的诗放在首位表示不满，他认为钱谦益是个有才无行的文人，“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乱民也；有国法存，至身为明朝达官而甘心复事本朝者，虽一时权宜，草昧缔构所不废，要知其人则非人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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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不可，在德潜则尤不可”（《御制文初集》卷十二《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乾隆对这部别裁集很有意见，但当时并没有追究沈德潜的责任，只是命内廷翰林重新修改，再去刊行，还给沈德潜找了台阶下：“岂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门，下士依草附木者流，无达大义具巨眼人捉刀所为，德潜不及细检乎？”（《御制文初集》卷十一《沈德潜选国朝诗别裁集序》）沈德潜对此感激不尽：“谕：国朝诗不应以钱谦益冠籍，今已命南书房诸臣删改，重付镌刻，外人自不必议汝也。体恤教诲，父师不过如此矣。”（《沈德潜自订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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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虽卷进了钱谦益诗文案，但对他的名声影响并不大，沈德潜死后获罪的主要原因是卷进了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后来，沈德潜又卷入已故举人徐述夔的“文字狱”中。
徐述夔，江苏泰州人，有《学雍讲义》、《一柱楼小题诗》等，并刊刻流行。在《一柱楼诗》前有一篇沈德潜写《徐述夔传》作为序文，在传中极力称赞徐述夔，“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清史稿卷三百五．沈德潜传》)徐述夔死后，其孙徐食田与东台监生蔡嘉树之弟弟夺田产，两家结怨。
蔡嘉树看到《一柱楼诗》里面有许多诗句如“明朝期振，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谐胡）儿搁半边”等，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投书上告，但当时的地方官员未能及时处理。同年八月，又有如皋县民童志磷投书到江苏学政刘镛处，刘镛立即禀呈乾隆。乾隆对此案极为关注，对作传的沈德潜，乾隆开始还是网开一面：“至沈德潜为此等人作传赞扬，亦属非是，念其已经身故，姑免深究。”
但随着案情的展开，乾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曾谕令各级地方官员严查不法诗文，但江苏的地方官员竟敢怠慢，令其大为光火，对沈德潜，乾隆昔日的恩宠一扫而尽：“沈德潜并无为国家出力之处，朕特因其留心诗学，且怜其晚成，不数年擢为卿贰。乞休后，复赏给尚书衔，令其在籍食俸，恩施至为优渥，理应谨慎自持，励图报效，乃敢为逆犯徐述夔作传，视其悖逆之词恬不为怪，转为赞扬，实为丧尽天良，负恩无耻，使其身在，必当重治其罪。”（《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零六九）乾隆让大学士九卿们讨论如何处置沈德潜，最后决定夺官罢祠，削谥仆碑。
至于沈德潜为什么要给徐述夔写传，后来乾隆也弄清楚了：“徐述夔家饶于赀，德潜为之作传，不过图其润笔，贪小利而谀大逆。”（《怀旧诗》，《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乾隆虽然治了沈德潜的罪，但他对沈德潜的感情还是很复杂的。乾隆四十四年，他写了一系列的《怀旧诗》，列了大学士梁诗正、刑部尚书张照、吏部尚书汪由效、刑部尚书衔原刑部侍郎钱陈群、礼部尚书衔原礼部侍郎沈德潜五人。在诗的序言里，乾隆不无辛酸地写道：“今作怀旧诗，仍列词臣之末，用示彰瘅之公，且知余不负德潜，而德潜实负余也。”（《御制诗四集》卷五十九）
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缘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倒霉的诗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史料索引
（清史稿列传92）
沈德潜，字碻士，江南长洲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试未入选。四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馆，日晡，高宗莅视，问孰为德潜者，称以“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是岁，上谕诸臣曰：“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初不因进诗而优擢也。”
十三年，德潜以齿衰病噎乞休，命以原衔食俸，仍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复乞归，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诗集毕乃行。谕曰：“朕於德潜，以诗始，以诗终。”且令有所著作，许寄京呈览。赐以人葠，赋诗宠其行。德潜归，进所著归愚集，上亲为制序，称其诗伯仲高、王，高、王者谓高启、王士祯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六十万寿。
十七年正月，上召赐曲宴，赋雪狮与联句。又以德潜年八十，赐额曰“鹤性松身”，并赉藏佛、冠服。德潜归，复进西湖志纂，上题三绝句代序。二十二年，复南巡，加礼部尚书衔。二十六年，复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万寿，进历代圣母图册。入朝赐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德潜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图形内府。
沈德潜进所编国朝诗别裁集请序，上览其书以钱谦益为冠，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
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悫。御制诗为挽。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