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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素
清人兰亭八柱帖(艮)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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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兰亭八柱帖(艮)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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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藏者
    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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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
  • 创作年代

清人兰亭八柱帖(艮)册 简介

纸本 册(经折装)  30*34.5 厘米

译文: 兰亭八柱帖。第三册。(隶书)。冯承素摹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稧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领。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暎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台北故宫)

〈兰亭八柱帖〉是清乾隆四十四年(西元一七七九年),高宗以内府所收〈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摹兰亭〉,及柳公权〈兰亭诗〉三种,董其昌临柳书〈兰亭诗〉和乾隆临董其昌〈兰亭诗〉八种摹勒上石并装裱成册,以八卦之名为次序,刻于八根柱石,原置于圆明园中。选展艮册,为〈冯承素摹本〉,即神龙半印本,摹榻精良,颇能展现墨迹笔法。

题跋: 清高宗行书题跋: 米记韩冯惜未见。米黻跋兰亭帖云。唐太宗既获此书。使冯承素韩道政之流模赐王公云云。其说本之张彦远法书要录。而元章惟于褚遂良摹卷跋咏及之。其余皆不置题品。自系未能悉见。余于己巳夏题褚卷曾有韩冯摹本。反无真之句。今冯承素此卷及画禅室所弆虞世南摹本。并昔所题褚卷。皆唐时名迹。并入石渠宝笈。又足傲海岳所不足矣。今看承素卷存真。虽欣无翼联珍羽。艰致却慙似禇人。用旧题褚摹卷韵。壬辰(西元一七七二年)暮春月中澣御题。

许将行书题跋: 长乐许将熙宁丙辰孟冬开封府西齐阅。

行书题跋: 临川王安礼黄庆基同阅。元丰庚申(西元一0八0年)闰月十日。

行书题跋: 朱光裔李之仪观。元丰五年(西元一0八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行书题跋: 李秬王景通同观。戌七月。

王景修行书题跋: 王景修张太宁同观。元丰四年(西元一0八一年)孟春十日。又同张保清冯泽纵观。文安王景修题。

行书题跋: 仇伯玉朱光庭石苍舒观。元丰五年(西元一0八二年)四月廿八日。

永阳清叟行书题跋: 甲午稧日。静坐集贤官房。潜翁出此帖共观。少焉风舞雪积。仰观宇宙之莹。俯察品类之滋。亦足以极一时视听之奇也。试同邸所携李廷珪墨书此。以识息翁。永阳清叟少字景欧父。

赵孟𫖯行书题跋: 定武旧帖在人间者。如晨星矣。此又落落若启明者耶。元贞元年(西元一二九五年)夏六月。仆将归吴兴。叔亮内翰。以此卷求是。正为鉴定如右。甲寅日甲寅人赵孟𫖯书。

郭天锡行楷书题跋: 右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叙。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榻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与米元章购于苏才翁家。褚河南检校榻赐本张石氏刻对之。更无少异。米老所论精妙。数字皆具有之。毫铓转折。纤微备尽。下真迹一等。予家旧藏赵模榻本。虽结体间有小异。而义类良是。然各有绝胜处要之。俱是一时名手摹书。前后二小半印神龙二字。即唐中宗年号。贞观中。太宗自书贞观二字。成二小印。开元中。明皇自书开元二字。作一小印。神龙中。中宗亦书神龙二字。为一小印。此印在贞观后。开元前。是御府印书者。张彦远名画记。唐贞观开元书印及晋宋至唐公卿贵戚之家私印。一一详载。独不载此印。盖犹搜访未尽也。予观唐模兰亭甚众。皆无唐代印。跋未若此帖。唐印宛然真迹。入昭陵榻本中。择其绝肖似者。秘之内府。此本迺是。余皆分赐皇太子诸王。中宗是文皇帝孙。内殿所秘。信为最善本。宜切近真也。至元癸巳。获于杨左辖都尉家传。是尚方资送物。是年二月甲午重装于钱塘甘泉坊。僦居快雪斋壬子日。易跋赞曰。神龙天子文皇孙。宝章小玺余半痕。鸾飞离离舞秦云。龙惊荡荡跳天门。明光宫中春曦温。玉案卷舒娱至尊。六百余年今幸存。小臣宁敢比玙璠。金城郭天锡祐之平生真赏。

鲜于枢行楷书题跋: 君家稧帖评甲乙。和璧陏珠价相敌。神龙贞观苦未远。赵葛冯汤捴名迹。主人熊鱼两兼爱。彼短此长俱有得。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龙蛇怒腾掷。嗟予到手眼生障。有数存焉岂人力。吾闻神龙之初。黄庭乐毅真迹尚无恙。此帖犹为时所惜。况今相去又千载。古帖消磨万无一。有余不足贵相通。欲抱奇书求博易。鲜于枢题。

邓文原行楷书题跋: 至元甲午(西元一二九四年)三月廿日巴西邓文原观。

行书题跋: 天历二年(西元一三二八年)四月十日阅于愿学斋因换签题。

行书题跋: 元统乙亥(西元一三三五年)三月清明重阅。

王守诚行书题跋: 至正乙酉(西元一三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太原王守诚观。

行书题跋: 至正丁亥(西元一三四七年)三月三日乙巳因阅重识。

李廷相行书题跋: 兰亭石刻往往人间见之。余家亦藏有善本。至于唐摹真迹则仅见此耳。存礼考功偶出示。为题其后而归之。嘉靖丙戌(西元一五二六年)春三月望日濮阳李廷相观于金陵寓舍。

项元汴楷书题跋: 墨林项元汴真赏。

文嘉楷书题跋: 唐摹兰亭。余见凡三本。其一在宜兴吴氏。后有宋初诸名公题语。李范庵每过荆溪。必求一观。今其子孙亦不轻出示人。其一藏吴中陈缉熙氏。当时已刻石传世。陈好钩摹。遂榻数本乱真。而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其三即此神龙本也。嘉靖初。丰考功存礼尝手摹使章正甫刻石于乌镇王氏。然予未见真迹。惟孙鸣岐抄得郭祐之诗跋。鲜于伯几长句每诵二诗。慨然思欲一见而不可得。盖往来予怀者五十余年矣。今子京项君以重价购于王氏。遂令人持至吴中索余题语。因得纵观以偿夙昔之愿。若其摹榻之精。钩填之妙。信非冯承素诸公不能也。子京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然所蓄虽多。吾又知其不能出此卷之上矣。万历丁丑(西元一五七七年)孟秋七月三日茂苑文嘉书。

项元汴篆书题跋: 墨林山人项元汴珍藏于天籁阁。(篆书)。神龙珍秘。唐宋元明名公题咏。漆字号。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勅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明万历丁丑(西元一五七七年)孟秋七月墨林山人项元汴家藏真赏。原价伍百伍拾金。(行书)。

收藏印:乾隆御览之宝(重一),避暑山庄


冯承素 简介

  • 冯承素
    唐代书法家,官员

    冯承素(617-672年),字万寿,长乐信都(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人。唐朝大臣、书法家,左监门卫长史冯士的儿子。贞观年间,起家门下省典仪,迁弘文馆直学士。工于书法,摹写《乐毅论》《兰亭序》真迹 ,“笔势精妙,萧散朴拙”,迁太子典书坊录事。唐高宗即位,累迁中书主书。咸亨三年(672),病逝,时年五十六岁,安葬于高阳原。

    人物生平

    《唐故中书主书冯君墓志铭并序》记载:冯承素解褐门下省典仪,工于草隶,直弘文馆,改授太子(李治)典书坊录事。唐高宗即位,累迁中书主书。咸亨三年十月五日,遘疾,终于京城通化里第,春秋五十六,合葬于雍州乾封县高阳原。

    家世背景

    古人志墓时常有攀附前代同姓名人的做法,“子明”、“敬通”究竟是否确为冯承素的远祖,无法断定,但是从籍里同在长安来看,可能性是存在的。作为数百年前冯家的祖上,冯奉世、冯衍一武一文,载诸青史,构成了家族的荣耀。但是不管冯承素祖上究竟是否煊赫,迨至隋唐,家族声势则渐渐衰落了。冯承素的曾祖父冯兴,任北周的膳部下大夫;祖父冯伏,任隋朝的益州通义县令;父亲冯士兵,任唐朝的左监门长史。在这三代人中,冯家人的官职都不甚高,但是除了冯伏所任之地远在巴蜀,其他人都属于京官,这样,此时的冯家虽然远不如冯奉世时显赫,但是总体上家族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

    北周历时仅24年,继起的统一王朝隋也不过维持37年后,即被大唐王朝取代。在改朝换代的乱局中,冯家的式微却稳定的生存境况,未尝不是幸事。这种稳定对冯承素的幼年生活会有帮助,使他获得基本的物质保障与启蒙教育。《墓志》记:“公重仁载德,积善摛灵,器彩韶深,风仪辩慧。年方刻鼠,先摽应务之姿,岁甫埋蛇,即着推恩之迹,抠衣鼓箧,已见赜而言几,缀想储精,亦菲华而掞藻。”冯承素自幼年时就表现出善良的德性、娴熟的礼仪与良好的文化修养,虽然文辞铺张,却并非纯然虚构。

    门下省典仪

    《墓志》记冯承素“解褐门下省典仪”。“解褐”,脱去布衣,指开始为官,说明“门下省典仪”是冯承素担任的第一个职务。

    唐代的入仕途径主要有四种,一是科举考试,二是门荫,三是流外人流,四是行伍与入幕。文人入仕主要经由前三种途径。冯承素不可能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因为唐初武德、贞观之际,科举制度尚欠完备,科举选拔人数极少,每次科考录取进士仅十余人,如果能够中选,那是文人莫大的尊荣,《墓志》中不可能不提及。冯承素也不可能通过恩荫入仕,因为此时的冯家地位低微,并无获得照顾的资格。冯承素的入仕估计属于流外入流。

    “流外”是隋唐时期九品以下吏员的通称。“流外”只要具备“工书、工计、晓时务”三者中的一项特长,可以在经过吏部锉选后进入流内。由于唐代规定流外出身者不能担任清要官职,因此流外入流是中下级官吏的主要来源。唐代初年,因为国内战事尚未全面平息,天下尚未归为一统,海内士人心存畏惧,出仕的热情不高,官员多有缺额的情况。冯承素世居京城,拥有地利之便,其父任左监门长史,拥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与信息资源,这使冯承素获得入仕的机遇与便利。

    魏征推荐

    唐朝的中央官制基本沿袭隋朝,朝廷以三省六部为其中枢。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并立,各司其责。冯承素所在的门下省是非常重要的机关,负责审议中书省拟订的文件,拥有封驳的权力,审议通过后则交由尚书省执行。门下省的最高长官是侍中,高祖武德年间,杨恭仁、高士廉先后任侍中。唐太宗即位后,一代名相杜如晦于贞观二年任检校侍中,后由王珪接任。贞观七年,王珪出任同州刺史以后,魏征开始接掌门下省。魏征先后以检校侍中、侍中、知门下省事的职务主持门下省近十年之久(贞观十三年至十七年杨师道曾一度检校侍中,但居于魏征之下)。贞观七年,冯承素才17岁,按照常理来推断,即使如《墓志》所说,冯承素早慧,也可以基本断定他一定是在魏征主持门下省之后,而不是之前“解褐”为“门下省典仪”的。

    魏征书法现已无存,但是从有关史籍的记述可以推知,他的书法鉴赏力极高,书法修养深厚。《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一》:“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本,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旧唐书》卷七七薛稷传提到:“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自后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在魏征担任门下省侍中的贞观十二年(638年),81岁高龄的大书法家虞世南去世,魏征向太宗举荐了褚遂良来接替虞世南的侍书工作。褚遂良是与魏征同为弘文馆学士的褚亮之子,当时担任门下省的起居郎,虽然只属于中级官员,但是是可以接近皇帝的重要职务。

    在魏征推荐褚遂良的这一年,冯承素22岁,此时,很可能已经进入门下省。冯承素担任的典仪是门下省最低级的九品胥吏,,刚刚入流,其主要职责是在朝廷大型礼仪活动中担任导引类的事务,《墓志》中“琐闼早班,璇阶辩等”正是对其职责的描述。但是一个出身普通官员家庭的后生,跻身朝廷机要部门,虽然职位卑微,仍然受到社会上的人们尊重,“士流钦其雅望,朋执仰其清规”,也不夸张。

    一般的想象,像冯承素这样的品位低微的小吏是无法与魏征、褚遂良等交往的。但是唐代初年自有它的特殊性:朝廷机构出奇的精简。按照唐代的官制,门下省设侍中二人,唐初此职位列正三品。在最高长官侍中之下,还有侍郎、左散骑常侍、左谏议大夫、给事中、起居郎等高中级官员,以及录事、主事、左补阙、左拾遗、典仪等小吏。但是从整个编制看,门下省仅有员额38人。就是这样的编制,唐初也未必满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设置,常有空缺。这样的机构,与现代社会相比,堪称极端精简、难以想象了。冯承素进入门下省之后,虽然职位卑微,但完全可能接触中高级官员,向魏征、褚遂良等人请教书法,获得他们的了解与赏识。

    《墓志》说冯承素“尤工草隶,遂临古法,奉进宸闱,载纡天睠,特蒙嗟赏,奉敕令直弘文馆。”因为书法的传统功夫优异,并积极表现自己的书法才干,冯承素获得了唐太宗的赏识。这对冯承素来说,堪称特殊的人生机遇。这样的机遇或许事出偶然,或许正是魏征等人推荐的结果。

    入直弘文馆

    弘文馆原为“修文馆”,建立于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太宗即位,改“修文馆”为弘文馆,选拔虞世南、褚亮(褚遂良之父)、姚思廉、欧阳询等学士任职。弘文馆设有学士、直学士、直馆。学士由朝廷重臣兼任,直学士由从六品以下的官员充任,冯承素担任的是将仕郎、直馆,将仕郎是当时文散官中最低的一阶。但是,作为太宗皇帝钦点的人员,自然感觉荣耀,充分发挥了特长。弘文馆招收宗室与朝廷大臣子弟数十人,对其实施教育,承担整理图书、修缮书画等事务。

    冯承素与赵模、韩道政、诸葛贞等人所进行的临摹、修补、复制古书画的工作应该就集中在这个期间。可以说,这是冯承素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在这里,他能够获得常人罕逢的观摩机会——连王羲之《狸骨帖》那样的作品都可以随时看到,并与几位唐初的大书家接触。他的书法水准在这个阶段获得了巨大提高,《墓志》尤其强调了他在草书方面的巨大进步,说他的草书甚至超越了前代的张芝,而他对草书的理解已经比卫恒还要高明了。“由是鸾回妙迹,并究其精,狸骨仙方,必殚其美。张伯英之耽好,未可相俦。卫巨山之致言,曾何足喻。”这样的评价很可能属于过度夸张,但是对于逝者行溢美之词是古来惯例,况且将它们写入《墓志》已经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这时,唐初的几位大书家早已过世,连晚于欧阳询、虞世南一辈人的褚遂良也已经去世十三年,所以这种夸张也就失去了顾忌。

    冯承素在弘文馆的任职时间可以大体上确定了,至少不晚于贞观十三年,此时的冯承素23岁。褚遂良《拓本〈乐毅〉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这里明确提到了冯承素的在任时间与职衔。江锦世、王江的文章中说:“另外梁披云《中国书法大辞典》冯承素词条曰其为将仕郎,志文中并无此职记录,可以此志文正其误也。”这样的推断是应予商榷的,墓志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依据。将仕郎在唐代只是从九品下的文散官,墓志忽略不提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冯承素大约何时离开弘文馆的。可以根据他到太子府任典书坊录事的时间来推断,如后文将要推断的,应该不早于贞观十七年,即后来成为唐高宗的李治被唐太宗立为太子之后。贞观十七年,冯承素27岁。

    典书坊录事

    《墓志》:“龙扉清切,鹤禁凝严。综核之司,贤明是属,改授典书坊录事。纠察之智,誉满于苍闱。隐括之能,声融于碧题。纶庭务广,层掖事殷,永言管镕,寔归精裁。”关于典书坊,江锦世、王江的文章已做清晰介绍。鹤禁,指太子所居之处。在直弘文馆之后,冯承素到太子府担任典书坊录事,这是他的第三个任职,从八品下阶。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太子具体指哪一位太子。围绕太子之位,唐太宗与长孙皇后所生的几个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等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残酷的斗争。贞观十七年,斗争有了结果,原任太子李承乾被废为庶人,曾经赢得太宗赏识的魏王李泰被贬谪,懦弱无能的晋王李治在鹬蚌相争中侥幸得利,被立为太子。七年后,李治继位登基,即唐高宗。冯承素去世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这时所立的墓志不可能再指废太子李承乾。从逻辑上来讲,只能是指李治,或者指李治登基后所立的太子。永徽三年(652年)所立的太子李忠,四年后即遭贬黜,后又被赐死。显庆元年(656年),李治更立太子李弘,李忠、李弘两位太子的废立均是在冯承素去世前的事件,所以,作为前太子的李忠应被排除。这样,《墓志》中所涉及的太子只能在李治与李弘父子中选择。个人鄙见,以李治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墓志》上说到冯承素在典书坊录事任上很忙碌也很成功,并且不久就得到了升迁转任,这很可能是因为李治顺利继位的原因所致。

    中书主书

    冯承素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职务,为中书主书,从七品上阶。中书省是朝廷中最高的执行机关。唐高宗永徽年间的中书省主要长官是褚遂良、高季辅等。后来,由于高宗、武后二圣并立,武后干政越来越深入,太宗临终时候指定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也面临如履薄冰的境地。此时,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开始进入权力核心,他们谗事武则天,并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争斗。最后长孙无忌遇害,褚遂良被贬。斗争的一方褚遂良是冯承素在门下省、弘文馆时期的长官,斗争的另一方李义府则是冯承素任典书坊录事时期的上级,随着太子李治登基而进一步荣显。冯承素身处下曹,一个小小七品的主书,自然是无力介入其中,但是身处权力的漩涡,他或许只能做到小心翼翼地艰难应对。冯承素去世的咸亨三年(672年),李义府已经因为贪赃枉法遭流放而败亡。关于这一段生活,《墓志》作者含混地以“在公以慎,奉上以贞,由其益浚,荣途显,级行昭,宠于当年”草草地概括了一下。

    江锦世、王江文章说:“冯承素历有唐三朝,武德时其尚年幼且不论,其主要活动应在太宗和高宗两朝。按年龄推算,其受宠主要在太宗一朝。……但到了高宗朝,显然受到了冷落,因为高宗根本没有像太宗那样酷爱书法,连褚遂良都被贬出了京城,一个人轻言微的冯承素就更没有办法了。因此,冯承素的仕途也就再无大的发展了。”本文认为,这样的推论是不恰当的,所以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冯承素在唐太宗朝只是获得欣赏并发挥所长,谈不上“受宠”,从其获得的职衔就可以看出唐太宗仅仅是用其所长而已。在唐高宗时期,冯承素的地位略有提升,而不是“受到冷落”。第二,褚遂良被贬出京城乃是因为朝廷政治斗争尤其是与武则天的矛盾所致,与书法无关,由褚遂良被贬推测冯承素的仕途再无发展,乃由于唐高宗不爱书法所致是不妥的。

    轶事典故

    神龙兰亭

    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兰亭序》“神龙本”的作者,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冯承素。这一结论源起于元代鉴定家郭天赐。郭天赐在给“神龙本”《兰亭序》做跋语时写道:“右唐贤摹晋右军《兰亭宴集序》,字法秀逸,墨彩艳发,奇丽超绝,动心骇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与米元章购于苏才翁家褚河南检校搨赐本、张氏石刻对之,更无少异。”郭天赐使用的是比较谨慎的“冯承素等”而不是“冯承素”,即是说他仍然不能断定“神龙本”《兰亭序》的作者具体为何人,只是大致判断为唐代弘文馆中的拓书人群体。对郭天赐的推断,现代学界存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唐兰对“神龙本”《兰亭序》给予全面否定,认为宋、元间被人视作珍玩的“神龙兰亭”尽系南宋杨镇的作伪,今人所见的“神龙兰亭”则纯属明代的赝鼎;穆棣则从传本用印、郭天赐等人的学术声誉、摹搨技艺等几个方面极力维护郭天赐说。本人认为,唐兰的论述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穆棣的推论也不够充分。不管郭天赐是否学力深厚、识断过人,由于他无法拿出铁证并且所作论证并不充分,所以,“神龙本”的作者依然是值得讨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进入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在“神龙本”后作跋:“唐中宗朝冯承素奉敕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序禊帖”。项元汴此跋有两点可议:第一,他将郭天赐所推测的“冯承素等”简化为“冯承素”,将“神龙本”作者断定为明确具体的冯承素其人,实属主观臆断,完全没有出示任何可靠的学术证据,不足采信。第二,他称冯承素为唐中宗时人。由于我们有了《墓志》,可以肯定他的判断错了。唐中宗(656-710年)两次在位,一次是684年1月—2月,一次是705—710年,冯承素都早已去世。当然,对于此点,我们可以原谅他的失误,因为他当时并不拥有我们所拥有的出土《墓志》资料之便,无从知晓冯承素的确切生卒时间。

    由于《墓志》的出土,“神龙本”的作者问题就又有了讨论的必要。江锦世、王江文章对《冯承素墓志》的文章内容作出归纳,认为:“唐代大多数墓志常用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墓主人的家族渊源,祖、父辈所任官职及墓主人一生的任职情况,最后是赞誉墓主人的铭文。《冯承素墓志》虽然也没有脱出这种形式,但比较其它墓志,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阅读全文会发现一条有关冯承素擅长书法的主线一直贯穿其中。他仅有的几次官职的升迁也都与擅长书法有很多的关系。”笔者赞成这样的归纳,在《墓志》中确实隐然而存一条主线:书法。但是,《墓志》碑文中虽然提到了冯承素所承担的书法临摹、复制、鉴别等工作,关于《兰亭序》,则只字未提。可能有的读者会认为,冯承素承担的临摹复制工作量大面广,《兰亭序》只是其中之一,无需专门提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冯承素去世前,《兰亭序》已经在唐太宗广泛搜求的众多王羲之书法名迹中脱颖而出,成为君臣与朝野瞩目的焦点。如果冯承素确实参与过《兰亭序》的复制,《墓志》即使不作浓墨重彩地渲染,至少也应该一语道及。而我们所看到的《墓志》却完全没有涉及,这就意味深长了。我们由此推测,冯承素在弘文馆期间或许参加过很多书法名作的复制工作,但是在《兰亭序》的复制工程中,他或许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参与者,或许压根没有参与。

    对比何延之

    所作的《兰亭记》是《兰亭序》公案中一篇影响巨大的文献,该文记述唐太宗在获得《兰亭序》真迹后“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但是,影响巨大并不等于合理可靠,仍然需要经受学术界的耐心检核。

    围绕何延之的《兰亭记》,前人早有质疑,北宋末年的王铚就已经指出其文章细节中的多处荒谬,郭沫若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中大体重申了王铚的意见。针对王铚以及郭沫若的质疑, [4] 当代学者也有为何延之辩驳的论述,如王汝涛的《论何延之<兰亭记>乃是信史——附论<兰亭>临摹本的变迁》。从论辩双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他们都存在部分合理见解,但又无法彻底驳倒对方。在阅读与分析既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何延之的《兰亭记》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唐代传奇,它在一定的史实基础上敷演巧饰,虽大体可信,但细节可疑。唐代传奇多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唐代传奇发轫于初唐盛唐,到了中唐时期,传奇兴盛,名作叠现,蔚成大观,构成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中的部分作品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故实为蓝本敷演而成,如被誉为“中唐传奇的压卷之作”的蒋防 《霍小玉传》即是以著名诗人李益为主角而撰成的一篇情爱悲剧杰作。鲁迅先生评《霍小玉传》说 [5] :“李肇(《国史补》中)云:‘散骑常侍李益少有疑病’,而传谓小玉死后,李益乃大猜忌,则或出于附会,以成异闻者也。”正是揭示了传奇“假实证幻”的构成方式。有时,传奇甚至以贵为天尊的皇帝为主角,比如在流传下来的唐代传奇中,就有《长恨歌传》、《开元升平源》、《东城老父传》等三篇描述唐玄宗其人其事。

    何延之的《兰亭记》 [6] 之所以被收入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是因为《法书要录》在考证汰选方面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它企图通过资料的广泛采集、包罗众有,以达到“好事者得余二书,书画之事毕矣”的效果,因此,它收入《兰亭记》是顺理成章的。后来,《兰亭记》又被收入宋初编辑的大型小说汇集《太平广记》,这是得其所宜的。《兰亭记》在谈奇说异中纵横自如,既情节曲折,又人物生动,且善于渲染气氛,堪称唐传奇中的精品。即使放在今朝,它也足以吸引大众、激发想象,算得上一篇不错的小说。

    传奇触发后人的历史想象,帮助后人勾勒还原历史情境,但是其中也必然裹挟撰著者的虚构成分。虚构是传奇刻画人物、丰富情节必须征用的艺术手段。借助于必要的虚构,唐代传奇达得了诱人的艺术效果, [5] 为后来宋元话本和明清演义的写作积累了经验并开拓了道路。在古代一般文人的观念中,文史一体,水乳难分。但在今人的学科意识中,文学与历史学截然两途,必须恪守各自的学科规则。虚构属于文学学科的常规策略,一旦进入历史学科的领地,虚构立即成为丑闻。所以,在古代书法史研究中,需要慎重对待《兰亭记》这样的文献,努力剔除其中的虚构因素。

    后人关于《兰亭序》的认知多受到《兰亭记》的左右。包括郭天赐在内的后人,在相当程度上采信了何延之《兰亭记》的说法,这是导致“神龙本”被轻易发落到冯承素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人的其他记述对何延之《兰亭记》构成挑战。褚遂良记:“贞观十三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司空、赵国公长孙无忌,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特进、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集,特进郑国公魏征,侍中、护军、安德郡公杨师道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武平一《徐氏法书记》:“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尝令拓书人汤普彻等拓《兰亭》,赐梁公房玄龄已下八人。普彻窃拓以出,故在外传之。唐太宗晏驾,本入玄宫。至高宗,又敕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赐长孙无忌等六人,在外方有。”褚遂良是唐太宗、高宗两朝的重臣,参与了王羲之书迹的整理工作,他的记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他明确记述了冯承素模写的是《乐毅论》,并未提及《兰亭序》。按武平一的记录,复制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太宗朝,汤普彻等复制了《兰亭序》;高宗朝,冯承素、诸葛贞拓《乐毅论》及《杂帖》数本。武平一能够出入宫禁,对宫廷法书的收藏、传播等情况均比较了解,其所述可信度也比较高。可以看出,褚遂良、武平一的记录均不构成对何延之《兰亭记》中关于冯承素与《兰亭序》的记述的支持。较早涉及《兰亭序》的资料还有唐玄宗时刘餗的《隋唐嘉话》,但该书的记述并未提及《兰亭序》复制人员的情况。

    鉴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在没有其他更新颖、更可靠的资料出现的情况下,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件杰出的《兰亭序》复制品,合适的名称就是《兰亭序》“神龙本”,而不宜再继续称之为“冯承素摹本”。

  • 台北故宫博物院 简介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各类文物珍宝约65万件,素有“北京故宫看建筑,台北故宫看文物”的说法。 ·文物来源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将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重要文物南迁与此。 ·分为第一展览区(主馆)、第二展览区、天下为公牌坊、至善园、至德园、张大千纪念馆等主要部分。 ·三大镇馆之宝,分别是肉形石、翠玉白菜和毛公鼎。皆是精巧绝伦的工艺品,栩栩如生,世所罕见。

    历史沿革

    故宫建馆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摄政内阁总理黄郛于11月4日内阁会议中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逊帝溥仪“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应“即日移出宫禁“。次日,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偕同警察总监张璧、国民代表李煜瀛前往紫禁城后寝,请宣统废除尊号,交出印玺、宫殿,迁出皇宫。同月6日,国务院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聘李煜瀛为委员长,会同清室近支人员,点查清宫物品。

    民国十四年(1925年)4月12日,公布《参观故宫暂行规则》,开放御花园、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弘德殿、昭仁殿、南书房、上书房等处(即故宫中路),供游客于每星期六、日下午一至六时观览。同年9月29日,计划成立故宫博物院,于双十国庆日下午举行开幕大典。同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新开五条参观路线,对外开放。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接收故宫博物院,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明定故宫直隶于国民政府,并以易培基为院长。

    文物南迁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故宫择院藏文物菁华装箱储置,为文物播迁避难预作准备。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日军进逼榆关,故宫理事会决定文物南迁沪上。同年2月6日起,故宫文物共13427箱又64包,计分五批启运,至5月23日悉数运达;随行迁运者,尚包由括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颐和园、内政部、国子监、先农坛等单位文物,计6194箱又8包。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今南京博物院)于南京成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故宫及其理事会改隶行政院;同年5月,马衡受命担任院长,开始点查存沪及留平文物。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12月,南京朝天宫故宫分院保存库建设完成,南迁文物遂由上海运抵南京,入库存置。

    民国二十五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故宫南迁文物再分三批向后方撤退:第一批(南路)文物共80箱,自南京启运后,经行汉口、武昌、长沙、桂林,而至贵阳,继又疏散至四川巴县;第二批(中路)计9331箱,途经汉口、宜昌,抵达重庆,又过宜宾而厎于乐山;第三批(北路)凡7287箱,则经徐州、郑州、西安,以及宝鸡、汉中,抵达成都,又转运峨嵋。同年年末,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命西迁,并随故宫第二批(中路)西迁文物起运,循水路移赴汉口;继于次年初迁川,设办事处于新市,复向重庆大学借地,与中央研究院合建临时库房于沙坪坝。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筹备处奉准迁赴昆明办公;随故宫博物院第二批文物西迁之藏品则运赴四川乐山。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奉令再向后方撤退,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关迁往四川南溪李庄。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即准备复员;存置于李庄及乐山之文物分别启运还都,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毕事。

    抗战胜利后,故宫西迁文物依巴县、峨嵋、乐山之序,先于重庆集中,再循水路还京,全部归运工作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末结束。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筹备处为庆祝人文馆落成,特与故宫博物院盛大举办联合展览会。

    文物迁台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秋,解放战争形势逆转;同年11月10日,故宫常务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杭立武等与翁文灏理事长集议,主张择精品运台;另朱家骅先生建议迁运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傅斯年先生则提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文物随同搬迁赴台。同年12月初,中央博物院理事会集议,通过选择最精品运台,其余藏品亦应尽交通可能,陆续迁运。当月21日,故宫第一批文物32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212箱装入海军派遣之中鼎轮,运抵基隆。同时装船迁运者,尚包括中央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图书馆、外交部之文物、图书、条约档案,共240箱。

    1949年1月6日,载运第二批文物之招商局海沪轮启动;除故宫文物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外,亦包括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之文物、图书、地图,计1336箱。同月30日,负责输运第三批文物箱件之海军昆仑号运输舰启航,内装故宫文物972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54箱、中央图书馆122箱。

    各机关箱件抵台后,除中央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箱件留存杨梅外,皆贮置于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糖厂仓库。

    1949年8月,“行政院”为应战时环境,特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单位合并为“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由“教育部”统摄。

    1950年4月,联管处设于台中雾峰北沟之文物库房完工,全部迁台文物入库存贮。同年5月,台湾行政部门改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会”,成立共同理事会,代行两院理事会职权。

    1953年3月,联管处就北沟库房附近山地开建小规模山洞,备必要时将最精文物存入。

    1954年9月,历时四年之迁台文物点查毕事;文物虽经战时水陆辗转迁徙流离,惟损伤极少。

    台北建馆

    1956年12月,北沟陈列室落成,

    1957年3月,北沟陈列室开放参观。

    1959年,国民党高层决议在台北外双溪兴建“台北故宫博物院”,择此乃因临近市区、可开凿防空洞储藏文物、提振国际观光与教育,以及结合政治军事计划等因素。

    1961年,王大闳提出的“国际式”建筑方案获选,但却因未获主政者的共鸣而未被采纳,反而是评委之一的黄宝瑜提出的宫殿式建筑方案,颇符合官方复兴中华文化精神的期待而获选。

    1961年,筹划于台北近郊外双溪兴建新馆。

    196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馆开始兴建。

    1965年8月,院厦修筑完成。同年11月12日,故宫博物院台北新馆落成揭幕;当日展出之法书、名画、铜器、织绣、瓷器,以及玉器、珍玩、图书、文献等各类文物,共1573件,分置于六间陈列室、八处画廊。次日,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建筑格局

    台北故宫博物院占地总面积约160000平方米,由中央园林与步道、博物馆正馆建筑、文物储藏山洞与廊桥3个部分所组成,其是仿照北京故宫样式设计建筑的宫殿式建筑,设计者称之为“北平午门”意象。建筑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宫殿建筑形式,淡蓝色的琉璃瓦屋顶覆盖着米黄色墙壁,洁白的白石栏杆环绕在青石基台之上,屋顶则采用绿色饰金黄色收边之琉璃瓦“盈顶”形制,风格清丽典雅。依山傍水,气势宏伟,碧瓦黄墙,充满了中国传统的宫殿色彩。

    博物院的主体建筑分为四层,正院呈梅花形,第一层是办公室、图书馆、演讲厅;第二层是展览书画、铜器、瓷器、侯家庄墓园模型及墓中出土文物;第三层陈列书画、玉器、法器、雕刻及图书、文献、碑帖、织绣等,二、三层为“器字形”平面格局的展厅,黄氏将其比拟为“五室制明堂”;第四层为各种专题特展。在第三层后面建有一座26米长的走廊直通山腹的山洞,山洞离地面50米,内有拱形洞三座,每座长180米,高、宽均为3.6米,分隔成许多小库房,中间为通道,分类收藏着各种文物。

    馆藏文物

    截至2021年4月30日,总计698854件/册文物,其中铜器6241件,绘画6744件,陶瓷器25595件,法书3741件,玉器13478件,法帖495件,漆器773件,丝绸308件,珐琅器2520件,成扇1882件,雕刻666件,印拓900件,文具2379件,善本书籍216507册,钱币6953件,档案文献395551册件,杂项12495件,织品1626件。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珍品中,有甲骨档案2万多片,其收藏的甲骨档案数量列世界甲骨收藏机构的第二位;瓷器2万多件,包括原始陶器到明清瓷器,其收藏的中国古代瓷器是全世界各博物馆中较精、多的;铜器1万多件,包括历代钱币,其中有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4300多件,如商代蟠龙纹盘、兽面纹壶、西周毛公鼎、战国牺尊等;玉器5万多件,其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玉圭、玉璜以及闻名海内外的清代玉雕翠玉白菜、避邪雕刻、三镶玉如意等;书画真迹近1万件,其中有从唐至清历代名家的代表作,如三稀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张宏的《华子冈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后部长卷,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苏东坡的《寒食帖》等;善本古籍有近2万册,包括中国仅有四部的《四库全书》较完整的一部;明清档案文献近40万件,其中有清朝历代皇帝(石+朱)批奏折、军机处档案、清史馆档、实录、起居注等,以及世界罕见的满文老档40巨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内收藏有来自“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所藏来自紫禁城、沈阳故宫、避暑山庄、颐和园和国子监等多处皇家旧藏之精华,还有来自海内外各界人士捐赠的文物精品,共约70万余件。难怪有“北京故宫看建筑,台北故宫看文物”这一说法。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藏、展出1000多年来宋至清历朝皇帝推祟艺术、广事收集的稀世珍品70万件,博物院经常维持有5000件左右的书画、文物展出,并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特展,馆内的展品每3个月更换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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