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596年～658年/659年），字登善，杭州钱唐（今浙江省杭州市）人 。唐朝宰相、政治家、书法家，弘文馆学士褚亮之子。 

出身河南褚氏，博学多才，精通文史。隋末时期，追随西秦霸王薛举，担任通事舍人。归顺唐朝后，得到唐太宗重用，历任谏议大夫、黄门侍郎，累迁中书令，执掌朝政大权。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与司空长孙无忌同受遗诏辅政。唐高宗继位后，升任右仆射，册封河南郡公，历任同州刺史、吏部尚书，累迁右仆射，参知政事。反对册立武则天为后，贬为潭州（今长沙）都督。武后掌权后，迁桂州（今桂林）都督，再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卒于任上。神龙革命后追赠右仆射，谥号“文忠”。天宝六载（747年），配享唐高宗庙庭，累赠太尉。

褚遂良工于书法，初学虞世南，后取法王羲之，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传世墨迹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

人物生平

出身名门

隋开皇十六年（596年），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父亲褚亮在隋朝官至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友。褚亮因与杨玄感有交情，故在杨玄感起事被镇压后左迁为西海郡司户。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薛举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建立唐王朝，其后派遣李世民平定西凉割据势力，却被薛举击败。薛举在东征长安途中病死，其子薛仁杲继位。同年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投降，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被收编在李世民的麾下，褚遂良就这样入仕李唐王朝，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起初，褚遂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 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

铠曹参军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命李世民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同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人们称他作“馆主”。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皇太子。八月，唐高祖禅让皇位，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是为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在隋末战乱时期的战场修建庙宇，以纪念功业，为死难战士祈福。其中在战胜宋金刚的晋州建立慈云寺，由褚遂良书碑。

贞观十年（636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贞观十二年（638年），虞世南逝世，魏徵将褚遂良推荐给李世民，太宗命他为“侍书”。

黄门侍郎

李世民曾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褚遂良可以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唐贞观十五年（641年），褚遂良劝谏太宗暂停封禅。 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 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询。

贞观十七年（643年），太子李承乾以谋害魏王李泰之罪被废，太宗欲立李泰，而褚遂良与国舅长孙无忌则极力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皇太子（即唐高宗）。

贞观十八年（644年），褚遂良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开始参预朝政决策。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陟官吏。

当时，高句丽大臣渊盖苏文杀死了唐朝所册封的国王高建武，唐太宗想以此为借口亲自去征讨高句丽，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太宗没有采纳。后来渊盖苏文派人进贡白金，褚遂良引用臧哀伯谏纳郜鼎的故事来进谏，太宗遂拒绝领受白金，将高句丽使者下狱。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远征高句丽，无功而返，验证了褚遂良的话是正确的。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去世，他不得不暂时回乡守孝。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褚遂良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同年九月，被提升为中书令，成为继魏徵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托孤辅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后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永徽四年（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废后之争

永徽六年（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凄凉晚年

武氏在唐永徽六年（655年）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武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唐显庆元年（656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年-675年）被立为太子。

唐显庆二年（657年）春天，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去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更远的爱州（今越南清化），褚遂良在绝望之中，上了一封陈情书给高宗，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显庆三年（658年），禇遂良在爱州带着遗憾离世，享年六十三岁。 另据唐人张怀瓘《书断》记载，褚遂良卒于显庆四年（659年），享年六十四岁。在他死后，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爱州。神龙政变后恢复官爵，后追赠谥号“文忠”，于天宝六载（747年）配享高宗庙庭。 唐德宗时追赠太尉，唐懿宗时经安南观察使高骈奏请，访求褚遂良后裔护丧归葬于阳翟。、

主要成就

书法艺术

褚遂良的楷书代表作品主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褚遂良研习多种字体并综合运用，史称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史陵，然后学习舅父虞世南，终法为“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且融会贯通汉隶，自创一体，所以被称为“初唐四大楷书家”之一，“欧、虞、褚、薛”，人称“褚体”。

褚遂良的楷书作品出现前后两种不同的风格，前期的《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书体大致相同，均用方笔，起笔露锋，钩等笔画的收笔直出未回锋，字画提按不明显，保持了欧、虞的书体特色。在风格上，吸取了虞世南楷书的宽绰典雅的结体特点和欧阳询楷书锋利刚劲的运笔特点。同时，将他们瘦长的字形进行了压缩。褚遂良前期的作品不仅残留北碑的影响，而且在运笔和结体上，大量掺入了隶书的体势，但也并非照搬硬套，而是选择性的吸收创新、化为己用。

《房玄龄碑》和《雁塔圣教序》是其晚期的作品，两者一个峻整严饬，一个空灵飞动，在用笔上由以骨取胜的平直的二分笔转向以筋取胜的一、二分笔兼用，笔画起伏多姿，跌宕有致，曲笔兼用，表现出强烈的节奏感。褚书的新规范一出，天下竞相学仿，成为一时风尚。直到武周极盛时期，虽然褚遂良人已过世，官爵也被剥夺，但其在书法上的名望不减，并以其率直骾亮的人品和遒媚飘逸的书品被后人传颂，褚遂良的唐之“广大教化主”的地位也被越来越多人肯定。

初唐书法家中，以欧阳询、褚遂良二人最具有创新精神，褚遂良最能与时俱进，欧、虞两人书法，保留隋朝书风较多，褚遂良书法则能汲取众家之长，不被前辈们多抑制，他的字给人感觉骨肉分量达到均衡，且刚柔并济，清朗秀劲，英俊潇洒，力和美、骨与韵趋于一体，“真正开启‘唐楷’门户，堪称隋唐楷书过度的桥梁”，最终推动了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对唐代乃至后世书法的延续和创新提供了借鉴。

民族思想

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不仅内容非常丰富，而且理论体系也比较完整。从整体来看，主要由“先华夏而后夷狄”、“畏威慕德”和“以信义而抚戎夷”等三大部分所构成。

“先华夏而后夷狄”]是褚遂良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褚遂良认为，唐朝所直接管辖的汉族地区和被称为“遐荒”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既然在地域上是有层次的，那么对其重视的程度也应当有层次。他为此很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把唐朝应该直接管辖的地区比作“一身”，在“一身”之中，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等于自己的“腹心”， 各个州县如同四肢， 而 “四夷”则是身外之物， 或者说是他人手足， 与汉族地区没有多少直接联系。

在传统的民族关系思维中，“威”一般指国威、兵威，具有以武力使对方感到恐惧的意思。在褚遂良的思维中，就是通过诛的手段，使少数民族惧怕唐朝。在传统思想文化中，“德”有时指道德，有时指恩德，而在褚遂良的思维中，主要是指德化。在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中，对少数民族实行德化主要是通过册立可汗的方式使少数民族对唐中央感恩戴德，从而永远依附唐王朝。

在中国古代，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在褚遂良看来“以信义而抚戎夷”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应当说，褚遂良的这一思想可谓抓住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质。在褚遂良看来，“信”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信为国本”。第二，对少数民族守信能够充分显示中原王朝的形象。第三，守信是避免民族战争的有效途径。

人物评价

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耿直，有学术，竭尽所能忠诚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又说：“立身之道，不可无学。遂良博识，深可重也。”

魏徵：“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韩瑗：“遂良运偶升平，道昭前烈，束发从宦，方淹累稔。趋侍陛下，俄历岁年，不闻涓滴之愆，常睹勤劳之效。竭忠诚于早岁，罄直道于兹年。体国忘家，捐身徇物，风霜其操，铁石其心。”

蔡希：“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崄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

扬无咎：“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

张怀瓘：“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

刘昫：“褚河南上书言事，亹癖有经世远略。魏徵、王珪之后，骨鲠风彩，落落负王佐器者，殆难其人。名臣事业，河南有焉。昔齐人馈乐而仲尼去，戎王溺妓而由余奔，妇人之言，圣哲惧罹其祸，况二佞据衡轴之地，为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况于君臣之间，受托孤之寄，而以利害祸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韩、来诸公，可谓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 [32] 赞曰：“褚公之言，和乐愔愔，钟石在虡，动成雅音。二猘双吠，三贤一心。人皆观望，我不浮沉。”

宋祁：“高宗之不君，可与为治邪？内牵嬖阴，外劫谗言，以无忌之亲，遂良之忠，皆顾命大臣，一旦诛斥，忍而不省。反天之刚，挠阳之明，卒使牝鸡朱鸣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间唐而兴，虽义士仁人抗之以死，决不可支。然瑗、济、义琰、仪四子，可谓知所守矣。噫，使长孙不逐江夏（李道宗）、害吴王（李恪），褚不谮死刘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曾巩：“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

苏轼：“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

米芾：“清远萧散”；“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

刘熙：“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

盛时泰：“褚书如孤蚕吐丝，文章具在。”

李宗瀚：“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馀，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

梁巘：“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

张燧：“长孙无忌、褚遂良之死，世咸悲之。余以为二子均有死道。夫吴王李恪，太宗爱子也，太宗立高宗为太子，又欲立恪。无忌以举棋不定为讽，似矣。而其后也，竟以房遗爱狱诬构吴王，陷之重辟。刘洎，太宗直臣也，洎性疏致祸，理固应耳，而罪不至死。遂良诬以‘伊霍’一语，必欲毙之，虽马周强诤不少解。夫此二子者，所谓太宗心膂臣也，一杀其爱子，一贻其主以杀直臣之名。由此观之，武氏之祸，犹为晚也。”

蔡东藩：“长孙无忌、褚遂良，不能进谏于入宫之时，徒欲劝阻于废后之际，先几已昧，后悔曷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