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熙(1847—1907年)，字埜秋，一作冶秋，号潜斋，湖南长沙人。清末大臣，著名教育家。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授编修。光緖七年（1881年），督山东学政。十四年（1888年），典试四川。十五年，命直南书房。二十一年，迁侍读学士。二十三年，督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戊戌政变后，因荐举康有为获罪，革职留任。二十六年，任礼部侍郞，擢左都御史。后又历任工部、刑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尙书。并曾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创医学及译学馆、实业馆，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
三十三年（1907年）卒，赠太子少保，谥文达。
人物简介
张百熙，清末大臣。出生湖南长沙沙坪，墓葬春华洞田村（现百熙村）。同治年间的进士。曾任编修，侍读等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上书弹劾李鸿章表面作战备，私下却主张谈和的行为。1898年，任内阁学士，主管京师大学堂事务。戊戌变法之后，因为曾举荐康有为而获罪，被革职留任。1901年，上书建议改官制，理财政，变革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馆等措施。后历任工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等职。张百熙为官三十余年，积极主张变法自强，直言进谏。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百熙严劾李鸿章“阳为战备，阴实主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时敏学堂，曾任《清会典》总纂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因保举康有为经济特科，被革职留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百熙上疏陈述五条革新大计：“增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提倡变法自强。同年九月，奏请“将京师大学堂改隶国子监，正名大学，以一学术而育真才。”“改总理衙门附设之同文馆隶于大学”。1902年1月10日，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大学堂章程。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家，建议先开预备速成两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为仕学、师范两馆。“仕学馆造就已登仕版者，以应目前创办新政之需；师范馆则为中学堂教习之需。”同时“兼添设讲舍，附设编译书局，广购书籍图器。”同年七月奏准所拟各级学堂章程六件：《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统称《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张百熙鉴于教习人才的缺乏，选派四十余人赴欧美日本留学，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由此开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设教习进士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奏请“先设法政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以备大学豫科学生及各省高等学生毕业后之升入。”建议在广安门外瓦窑和德胜门外官地作为建造大学堂之用，并“奉旨议行”。张百熙一生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注重培养人才，对京师大学堂有开创性的贡献。
筹建京师大学堂时，注重藏书楼的建设。其私人藏书亦丰，在山东任学政期间，曾收有王士祯的“池北书库”、刘喜海“味经书屋”、马国翰“玉函山房”等藏书家的旧藏多种。家有“圣泽园”，收藏明刊本500余种。子张振锽，字叔平，继承张氏藏书，在抗日战争中，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散出之时，张氏收藏了不少。后来张氏经商失败，欲将藏书出让抵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以建楼巨款购置而归。其中善本书有数百种。
张百熙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主要散见其奏折，《清史稿·艺文志》有《张百熙奏议》四卷，另有《退思轩诗集》六卷，《补遗》一卷传世。
成就
1901年后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创办了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订《钦定大学堂章程》，是中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订的完整学制。1902年1月-1904年1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
著作
《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
《京师大学堂章程》
《考选入学章程》
《高等学堂章程》
《中学堂章程》
《蒙学堂章程》
《钦定学堂章程》
《清史稿·艺文志》
《张百熙奏议》
《退思轩诗集》
《补遗》
生平
据《清史稿》《清史列传》《北京大学校史》等历史资料记载：张百熙（1847—1907），湖南长沙人，少时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现长沙第一师范旧址），1874年（同治十三年）进士，仕途一帆风顺，曾先后担任过侍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都察院左都御史、顺天府尹和工部、礼部、刑部、吏部、户部、邮传部尚书，还担任过赴英国头等专使大臣、政务大臣、新贡土朝考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大臣、编纂官制大臣等重要官职，被清廷赐予赏黄马褂、赐紫禁城和西苑门内骑马等殊荣。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但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为了救国图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倡学习外国、维新变法。他们认为维新变法，首先要从废科举、办学堂开始。西太后也不得不声称要“变法维新”，并提出“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宣布逐步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1902年1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正如《清史稿》所记载“张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
张百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必须予以重用。百熙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废科举、办学堂”的思想。百熙担任管学大臣后，就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科举取士体制，最突出的是恢复和改革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
他认为，原来的京师大学堂（后称为戊戌大学）“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之，重轻之，等于蒙养学堂”，实质上仍是一所封建书院。因此，百熙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开创基业，物色人才、改革教育制度。他在向清廷的奏折中说：“大学堂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辨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文明之系系于此。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固仍旧制，敷衍到观所能收效者也”。
1902年8月，百熙吸取西方先进办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亲自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经清廷批准颁布执行，这本章程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
章程包括从蒙学（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各地各级学堂的教育体制。其中有京师大学堂章程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分配、聘用教师、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都做了详细规定。其宗旨是：“京师大学堂之设立，所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以及“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办学之纲领。”章程规定：大学堂分大学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预科又分为二科，一曰政科，设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目；二曰艺科，设声、电、化、农、工、医、算等目。预科三年毕业，本科三年毕业考试合格相当于现代本科，下面所设的科，相当于现代大学下面的学院；科下又分目，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系；大学院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院。当时的分科大学共设7科35目。
为了办好大学，张百熙十分注意延揽人才，他选定直属知州“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开始吴汝纶不愿出任，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下不起，并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才应允。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门下。如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网罗名流、荟萃高等学府。经过招生，大学堂共录取学生182名，1902年12月17日，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宣布正式开学（解放前，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
同时，张百熙设立了速成科，分为二馆：一是仕学馆、二是师范馆，还办了医学馆、译学馆、实业馆、报馆和书局等。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即由师范馆、医学馆与京师大堂中的医学科演化而来。我国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留学东、西洋也是从此开始的，从而基本改变了过去的科学制度。
由于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重用了一些比较开明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引起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仇恨和反对，他们对京师大堂进行了恶意攻击和造谣诽谤，张百熙则首当其冲。清廷终以张百熙“喜用新进”，有改良主义思想，不够可靠为由，便加派了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对他进行监督。后来清廷又派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在《钦定学堂章程》基础上共同进行了修改，虽然主要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以加了经史课的比重，恢复了进士馆，将办学思想改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修改后的章程叫《奏定学堂程》。由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多方制肘，使张百熙的兴学抱负未能全部实现。
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尽管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现代大学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毕竟在我国办起了第一所有诸多现代因素的大学堂，开了现代大学的先河。所以，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市有一位学者张慧剑先生在《大学当年》一文中说：“当时多呼百熙为大学之父”。
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岁。清廷谕曰：“……兹闻溘逝，悼惜殊深，著赏陀罗经被，派贝勒载洵带领侍卫十名，即时前往奠祭。加恩追赠太子少保，赏银二千两……子江苏试用道张振镛，著以道员即补；……其灵枢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用示篡念荩臣至意”。寻赐祭葬，予谥“文达”。灵枢由北京长途跋涉运回长沙家乡，1908年8月葬于长沙县春华镇洞田村。墓于1989年5月被盗，2005年9月16日被列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百熙去逝后，其门生痛悼恩师，捐款七千两银子，拟于京师大学堂铸铜像以作纪念，后因看到百熙身后家境清贫，遂将此款存于北京商号义善源生息，以养遗属。不久，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乾没。京师大学堂还在陶然亭辟地建立一座纪念馆——岳云别业，馆内悬挂张百熙巨幅遗像，并陈列其各种文物和遗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形势紧急，此馆的房地产全部交给了北京大学。
张百熙的逝世，使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界人士十分悲痛，纷纷撰联悼亡。林琴南挽联中有一句：“一江湘水动悲风”，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其逝世的悲恸情怀。
改革学制
戊戌政变使已经开始的教育改革进程暂时受挫。但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进入20世纪以后，清王朝统治危机更加深重。为了维持岌岌可危的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开始举行“新政”。“兴学育才”即是“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1905年9月，清政府发布谕令，宣布从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沿袭实行达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与此同时，清政府还通令全国各地大力举办学堂，并颁布了各级各类学堂章程，统一了全国学制。而这一全国统一的学制则是从1902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开始的。张百熙，字冶秋，1847年生于长沙县。早年他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74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历任国子监祭酒和山东、广东等省学政。1901年，他历任工部、刑部、吏部尚书。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上任之初张百熙就将原美国籍总教习丁良韪辞去，改聘著名学者吴汝纶为总教习。据传，开始吴汝纶坚辞不就，张百熙亲自到吴的住所跪拜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师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被其诚意所感动，终于同意任总教习职。同时，张百熙对京师大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一系列改革，成效颇巨。他还以管学大臣的名义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厅及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张百熙认为振兴教育必须有完整系统的学校体系及其制度。1902年他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张百熙希望朝廷钦定章程颁布之后，“各省督抚责成地方官核实兴办”，以达到“兴学育才”的目的。然而，清政府对张百熙存有戒心，加上这一学制本身的不完备，因此并没有实行。
1903年，清政府又增派荣庆为管学大臣。同时“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他们在张百熙原定章程基础上“考求增补”，拟成各级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和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等各类学堂章程以及《家庭教育法》《任用教员章程》《实业学堂通则》《各学堂管理通则》《学务纲要》等文件上奏。清政府以《奏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后来成为全国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依据，并对我国近代学校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将学校教育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五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至四年、通儒院五年。与高等小学堂并行的有初等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并行的有初级师范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堂并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此外，仕学馆、译学馆、进士馆都是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张百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他的努力客观上有利于近代教育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根据清政府的“新政”谕令，湖南省从1902年年初开始逐步改革教育制度。4月，在长沙求实学堂基础上设立了省城大学堂。接着，又选拔知县胡珍率12名生员前往日本考察教育，学习师范。这12名生员中，长善两县有俞诰庆、俞蕃同、王履辰、汪都良等4人，其余属长沙府各县的有龙纪官（湘乡）、仇毅（湘阴）、颜可驻（湘乡）、胡元（湘潭）、朱杞（湘乡）、刘佐楫（醴陵）等6人。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管理全省教育。1902年6月12日，湖南省学务处正式成立，同时拟定了《兴学要义》三端，即“培养德性，以作忠孝；开拓智识，以致实用；作兴志气，以振顽懦”和《学堂办法》三端，即“循序渐进，以定学程；严立规则，以回积习；划分年限，以收实效”。省学务处的成立，使全省教育事业有了统一的筹划和管理机构，开始实现教育行政的专业化，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到1906年，清政府设立学部，各省裁去学政，改设提学使司，下设学务公所作为办事机构，原学务处撤消。学务公所是一个正式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它的设立，标志着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化的进一步完善。在这种形势下，长沙的近代学校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官办、民办和私办配合，大、中、小学衔接，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并举的格局。
高等教育方面，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大学堂后，1904年岳麓书院亦改为高等学堂。两校旋即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以岳麓书院为校址，这就是湖南大学的前身。此后至辛亥革命时，长沙又先后创设了湖南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高等铁路学堂、雅礼大学堂和景贤法政学堂等高等学堂，另外还有两所中学附设专科。其中湖南高等学堂、医学堂、官立法政学堂、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实业学堂、高等巡警学堂均为官办，高等铁路学堂由粤汉铁路公司创办，雅礼大学堂由美国雅礼会创办，景贤法政学堂则属于私立性质。
普通中学教育方面，从1903年私立明德学堂、经正学堂和1904年官办长沙府中学开办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长沙先后创立官、私立中学共12所。比较著名的有官立的长沙府中学堂，私立的明德、经正、修业、周南（女子）、广益、育才和隐储中学堂等。另外，省内一些县或地区因师资缺乏，在省城客设中学，计有宁乡、湘阴、湘乡、湘潭、益阳、安化、邵阳、武风共八所驻省中学堂；另有名为公学实为私立的西路、南路、中路三所公学。此外，还有美国雅礼会创设的雅礼学堂、英国圣公会创设的圣雅各中学堂。
中等师范教育方面，1903年湖南师范馆创立。这是湖南师范教育的开始。同年，省城又创办了一所蒙师讲习所，这是一所速成师范性质的学校。另外，宁乡、浏阳、湘潭、新化、平江等县相继在长沙设立“驻省师范”，为本县小学教育培养师资。1903年，明德中学堂开设速成师范班，是为私人办师范教育的开始。1905年，朱剑凡也在周氏家塾开办师范班和附属小学堂。1904年创立的私立修业农学堂办有农艺师资科，私立衡粹女子职业学堂也设有艺术师资科。这是长沙最早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
长沙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创始于1902年创办的农务工艺学堂。这是长沙也是湖南第一所职业技术学堂。1905年,该校分为工务和农务两个学堂。农务学堂与原农务试验场合并为湖南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则改为艺徒学堂，这是长沙官立技工学校之始，1907年该校又改为湖南官立中等工业学堂，并附设艺徒学堂。此外，还有一些私立或外资实业学堂。如1903年黄国厚等在长沙县创办的私立明耻女子职业学堂、陈润霖创立的私立楚怡初等工业学堂。至1911年，长沙先后创设官立、私立、外资和教会办的中等实业学堂共10所，其中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建筑等专业，初步形成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系列。
初等教育方面，1900年在湖迹渡创办的长沙县明耻小学堂是长沙最早的近代小学。1902年11月，长沙县小学堂和善化县小学堂分别在长沙城内的荷花池和小瀛洲开办。同年冬，湖南省学务处在长沙开办官立半日学堂，招收7－16岁儿童入学。其后，又开设选升小学堂，选录半日学堂的优秀学生人校学习。1903年湖南师范馆附设小学堂开办，这是湖南最早的师范学校附设小学。1905年，湖南省学务处将原官立半日学堂改为官立初等小学堂，在长沙及其附近先后设立40所省会小学堂。同时，私立小学也纷纷创立，比较著名的有楚怡、周南（小学部）、幼幼等。王先谦则私人出资12250两白银，在长沙兴办了简易初级小学堂18所。另外，1904年后，一些外国人和外国教会也先后在长沙创办了信义、雅各、圣公会等初等男学堂。
总之，在晚清教育改革的热潮中，一个多门类、多层次的近代教育体系，在长沙逐步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