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室名远山楼，小来禽馆。徐州铜山县人，光绪壬寅年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顺天榜举人，书法家、金石鉴赏家、诗人、学者。出身于徐州望族，兄弟四人（分别是张伯英、张仲警、张叔庚、张季遵）。著名画家齐白石的老师。

人物生平

更承其祖张达，其父张仁广(字溥原)，纳赀为通判，居河南达30年。仁广善词章，尤喜书法，手不释卷。伯英幼承庭训，弱冠时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伯英与其叔张从仁(字云生)年龄相若，幼年时一同就读于萧县李辅中家之私塾，授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字又铮)为同窗好友。塾师张永伟传教导，又跟随其外叔祖陈逊齐研习书画，后师从徐南葵，桂中行，冯煦等。

1887年，金坛冯煦(清丙戌探花，翰林院编修)，应徐州知府桂履真(字中行)之聘，任徐州云龙书院山长。伯英时年17岁，遂为冯煦入室弟子，受益匪浅，被誉为后起之秀。

1902年清廷补行“庚子辛丑恩科”考试，张伯英与张云生赴金陵应试，叔侄同科中举，传为佳话。是年，张氏叔侄为维持家计，开馆授徒，桂中行知府召伯英来彭城，假馆舍(徐州府学)，常于槐下读书。

1911年，张伯英设馆于南京下关铁路局，与徐树铮同寓，伯英曾南游广州，复返南京，设馆数年而北上。

1914年，段祺瑞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为陆军部次长，遂聘张伯英为秘书。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张伯英任副秘书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张伯英目睹官场的腐败黑暗，毅然引退，从此再不涉足政坛。而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以艺术劳动谋求衣食。1949年，在贫病中逝于北京“小来禽馆”中。

张伯英定居北京神武门烟袋斜街北官坊口，书斋号为“小来禽馆。”明代著名书法家邢侗，精于识帖，辑有《来禽馆帖》10卷。伯英曾得王羲之《十七帖》，帖中有“来禽”等语，又追慕邢侗，故称小来禽馆。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即为张伯英所珍藏者，卷首有“铜山张氏小来禽馆”印钤。

日军占领北京后，张伯英隐居不出，保持了民族气节，日本人曾以10万银元购买《十七帖》，张伯英视若粪土，坚决拒绝。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生活清苦，犹醉心于书画金石，节操高尚清雅。张伯英与海内名家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张学良、林琴南、齐白石、容庚等交往密切，且以精于品鉴金石书画闻名于京津。

人物作品

诗歌

且张伯英能诗善文，风格清新俊逸。其诗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泛。晚年思念故乡之情甚切，诗中多乡愁离绪。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

张伯英对故乡的深切眷念之情，不仅倾注于诗文中，还表现在对乡邑文献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布的工作中。徐州博物馆藏阎尔梅的行书七绝条幅，即为张伯英收藏并由其后人捐献的珍品。

伯英留心乡邑文献，搜集最勤苦。最为人所称道者，乃是刊印《徐州续诗征》。早在清末，徐州知府桂中行曾编印《徐州诗征》。该书成书匆促，颇有遗珠之憾。张伯英于1929年暮春始编，至1935年夏末刊印发行。5年辛劳成疾，偃卧病榻经岁不起。

张伯英不仅是书法家，而且是博古通今的学者。他能诗擅文，其诗文清新俊逸，学养深湛，卷帙浩繁的《黑龙江志稿》即由伯英主编。1929年黑龙江省长万福鳞聘请张伯英为修志局长，张伯英邀请张从仁、徐东侨、杨秉彝等铜山同乡与黑省人士共襄是举。越3年省志编成，自上古至清末莫不详备，全书62卷，约140万余字。

书法

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就是孙中山、蔡元培和张伯英题署书名的。张伯英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方圆兼备，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内多劲力。行楷朴实秀逸，古拙自然。张伯英用笔万毫齐力，圆满峻发，点画所到之处，极具朝揖相让之法。笔笔中实，字字气满，凝重含蓄，不泥于古，不媚于今，富于创新精神。用笔能任情挥洒，意度自为高远。张伯英极擅书写碑志，数百字大楷不用划线，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而分行布白、范围大小莫不恰到好处。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来徐州书法界人才辈出，形成彭城书派。彭城书派素来以北碑为宗，方劲古拙，蔚为风尚。张伯英秉承彭城书派传统，又植根汉魂而化以苏、黄，笔力凝重，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正而有洒脱之致，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紧凑严密。行书朴质秀逸，古拙自然，有夺人之效应。行草书亦能见其刚劲风骨。深厚功力出之于传统，行之于独创。遂以彭城书体名于当世，为彭城书派接武前贤之盟主。后又受康有为、包世臣等金石学派的影响，精习《张玄墓志》等北碑，骨格自然超凡拔群，“笔阵曾教淮海惊”。

其又精于碑帖评鉴，曾仿《四库提要》体例著有《法帖提要》七卷。其中列举了自宋至清帖刻512 种，详细分析论及了各家书法流派的优点与不足，为我国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性耿介，重操守，对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贡献颇多，为时人所敬重。

一时，从穷乡僻壤到通都大邑，伯英书法矫然突出，引人注目，为世人称赞。清末民初，张伯英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至今，北京前门大栅栏“亿兆棉织百货店”、琉璃厂西大街“观复斋”、东大街“墨缘阁”的牌匾，皆为伯英所书，依然高悬门前。

先生一生正直，颇有节行。他不屑于和封建军阀同流合污，抛弃官位，卖字卖文为生。北平沦陷后，他隐居不出。并屡次致书当时任徐州伪市长的叔父张云生莫做伪事。先生与清末遗老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却力主共和，反对复辟。他晚年怀着改良主义的理想而不得伸展。此外，他还与于右任先生、张学良将军及齐白石等私交深厚。张伯英尤为奖掖后学，书画界人不少都曾受其教益。

纳碑入帖的张伯英：

清代初年在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倡导和带领下，考证经史的古文经学之风渐起，至乾隆、嘉庆年间，已蔚为大观，金石碑版之学亦随之兴盛。清初的书坛，因康熙、乾隆二帝尤喜董玄宰、赵子昂书法，科举非“馆阁体”不取，上行下效，书风日渐趋于靡弱，自宋淳化以来八百余年的帖学开始走向衰微。阮元顺形应势以《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首倡碑学。继阮元之后，包世臣撰《艺舟双辑》，形成了彻底的以尊碑为标志的清代碑学纲领，为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到清光绪时，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辑》中，提出了一套更加完整亦不无偏激的碑学理论。加之嘉庆以后大量出土的北魏碑刻的刺激，于是形成了浩荡的碑学洪流，书坛从此成为碑学的天下，延至整个民国时期，都笼罩在碑学的雾霭之中，不再有杰出的帖学书家出现。张伯英作为民国时期的重要书家自然会受到风靡的北碑之风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碑学的形态之中，选取的是碑帖兼融之路。

张伯英（1871年-1949年），江苏铜山人，字勺圃，一字少溥，号云龙山民、东涯老人。清光绪丁酉拔贡生，壬寅应天乡试举人。辛亥后，相继任职于北洋政府陆军部、国务院秘书厅等。去职后留居北京，以写字卖文为生。曾总纂《黑龙江志稿》，编辑《徐州续诗征》，著有《法帖提要》、《阅帖杂咏》等书法著作。论及张伯英的书法，时下均将其列入纯碑派一系，我认为这只是皮相之论。张伯英于帖学研究有素。早年习书便是从唐人颜真卿入手，后上起羲献父子，下迄宋元明清，博览群帖，融会贯通，兼写北碑，碑帖交融。客观而论，张伯英写北碑采取的是以帖笔写碑，将碑意融入其作品之中。他写北碑摒弃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从中抽取出真正的精髓内容，以这精髓内容为起点，去构筑自己的形势风格大厦。可以说，张伯英的“碑面”，是对清代碑学传统作了内在的提取与对表面形式作了脱胎换骨以后的结果。这与以篆隶为素材的碑系书家吴昌硕不无相似之处，与生硬做作的张裕钊、李瑞清的北碑书法相较，显然要胜出一筹。张伯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刻意用毛笔去摹写北碑方折斩截的外形，即是说他在体势上并不是刻舟求剑，亦步亦趋，而是将北碑的那种朴拙雄强之气有机地揉进其作品里，这在张伯英晚年的行草书法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锐而不峭，厚而不滞，充分体现出张伯英对于北碑书法线条骨肉对比有着独到的理解与极强的驾驭功底。

张伯英碑意书风的成功塑造，再次彰显出在上承清代碑派书法时，不应囿于狭窄的“方笔”审美定势，只有把生硬的魏碑演绎出连贯的动态笔意来，方能更接近中国书法的传统要义。我们梳理下有清一代碑系书家，就会发现他们都无不有着极为深厚的帖学功底，并用开放的态度以帖学之笔去化碑学之形，从而开拓出各自的碑派书法的新天地。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莫不如此。

碑学之所以能在晚清风靡一时，一统天下，是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但碑学的兴盛绝不意味着一时衰微的帖学已走向消亡。帖学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一个体系，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它并不会因某一个时代的衰微而丧失其自身的价值。同样，碑学在经过了百年的时间淘汰之后，其自身也构成了传统，由于取法者对碑学系统的立足点不同，这样必然也会派生出造作与自然的对比类型。张伯英无疑是属于后者。

张伯英的碑学其表帖学其里的成功，再一次诠释了对待北碑书法，眼光的封闭与开放与否将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若徒以毛笔追索石刻刀痕，局限于方笔的正宗魏碑，是很难大有作为的。晚清碑派末流书家的教训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纳碑入帖”也许正是碑学一系书家的终南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