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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朱瞻基

认证：明朝皇帝

简介：
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1435年1月31日，一说出生于1398年3月16日），号长春真人，明成祖朱棣之孙，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朝第五位皇帝（1425年5月29日-1435年1月31日在位），年号“宣德”。
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一说出生于建文元年），朱瞻基生于北平燕王府。幼年聪颖，深得祖父朱棣喜爱。永乐九年（1411年），册立为皇太孙，多次跟随明成祖朱棣征讨蒙古。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在政治上，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提升内阁地位，任用“三杨”、蹇义、夏原吉等；教导宦官读书参政。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对外关系上，停罢郑和下西洋；停止用兵交趾。明宣宗的一系列措施使得社会经济空前的发展，与其父明仁宗统治时期合称“仁宣之治”。同时明宣宗在书画方面极有造诣，翰墨图书，极为精致。“点墨写生，遂与宣和（宋徽宗）争胜”，书法能于圆熟之外见遒劲。工于绘事，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均佳，曾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终年三十八岁，庙号宣宗，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景陵。著《明宣宗御制乐府》一卷，至今已佚，存词二首。传位长子朱祁镇。
概述图为南薰殿《明宣宗坐像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人物生平早年立储
朱瞻基出生于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皇祖父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曾经作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父亲洪武帝朱元璋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征着权力，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并对他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朱棣醒来以后正在回忆梦中的情景，觉得十分吉祥。忽然有人报告说孙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马上意识到难道梦中的情景正映证在孙子的身上。他马上跑去看孙子，只见小瞻基长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脸上一团英气，朱棣看后非常高兴，忙乎：“此乃大明朝之福也”。这件事对朱棣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变有着很大的作用。朱瞻基之父朱高炽在永乐二年（1403年）被指定为皇太子，永乐七年（1409年），朱瞻基跟从明成祖巡幸北京，明成祖令朱瞻基观看农家耕种所用农具及田家衣食，并作《务本训》赠给他。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北征蒙古，命朱瞻基留守北京。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朱瞻基被册立为皇太孙，开始加冠。从此刻起，无论是巡幸北京还是征讨蒙古，朱瞻基都跟随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朱瞻基跟随明成祖朱棣二征漠北。李谦鼓勇皇太孙朱瞻基追击九龙口，遭到瓦剌骑兵围攻，事危。幸赖明成祖派来的骑兵及时来援才得以解脱险境。明成祖曾经命学士胡广等人到漠北军中为太孙朱瞻基讲论经史。足可见明成祖对其重视程度。他父亲朱高炽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他几个叔父的警觉。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于榆木川。八月，明成祖遗诏到达北京，皇太孙朱瞻基亲自到开平迎丧。朱高炽登基不久，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在以后几个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为南京屡次发生地震，而且父亲明仁宗也想还都南京，所以朱瞻基到南京去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并拜谒明孝陵。朱高炽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时，朱瞻基被召回北京，但当他抵达时，明仁宗已死去。六月，朱瞻基自南京回北京到达良乡，接受明仁宗遗诏，入宫发丧。
即位平乱
主词条：明平汉王高煦之乱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朱瞻基正式登基。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计划，仍留北京为帝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朱棣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当时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准备在半路截杀太子，然后自立为帝。朱瞻基安全抵达京城。回到北京之后，他一方面妥善处理了明仁宗的后事，一方面加紧北京城的戒备，防止有人伺机作乱，然后从容登基，改次年为宣德元年。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谋反。其派一名官员抵达北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张辅当夜逮捕官员上报朝廷。此后又约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以济南为应。事发，阴谋为朝廷所知。起初，朱瞻基没有派兵征讨，而是修书一封派人送给朱高煦，规劝他罢兵。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朱瞻基决定亲征，立即召张辅下谕亲征。朱瞻基亲征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动荡的局势有所缓和。之后敕遣指挥黄谦，同总兵、平江伯陈瑄防守淮安，防止汉王朱高煦南逃。有人说朱高煦曾经请居南京，这次他会率兵攻取南京。朱瞻基则另有一番见解：济南城池坚固，朱高煦不会冒险攻打；叛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会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乐安。正如朱瞻基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亲征，竟然没有了主意，在乐安束手待毙。朱瞻基令平叛大军乐安四面包围，但没有发动攻势。宣宗命放箭书到城中，对谕党逆者宣以祸福，城中於是很多人欲逮捕朱高煦献上。朱高煦非常狼狈，於是密遣人上奏宣宗，乞求宽解，并明日早晨出城归降，得到宣宗许可。当夜，朱高煦取出积累的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全部毁掉。城中通夕火光照明。朱高煦将要出城时，王斌等人坚持阻止，说宁可一战而死，束手就擒是耻辱。朱高煦则称城小无法获胜。之后出城，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用重典。宣宗却阻止，将群臣弹劾奏摺展示给朱高煦。朱高煦顿首言：“臣罪万死万死，生杀惟陛下命。”宣宗命朱高煦写书，召诸子同归京师。罪止牵连至倡谋数人，其馀城中被胁迫者一律释放。并逮捕王斌等下锦衣狱。之后，令薛禄等人巡抚乐安，改乐安州为武定州。
大军班师时，部队驻扎在跸献县之单桥，户部尚书陈山迎驾，并进言应当乘胜移师向彰德，袭击赵王朱高燧。宣宗召见杨荣并跟他说了陈山的建议，杨荣称赞其是大计。之后召蹇义、夏原吉，两人不敢持异议。杨荣请求先发送敕令给赵王，指责其与朱高煦同谋的罪过，而大军即刻赶到自然可擒拿了，宣宗听从。
宣德治世
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之后，政局趋于稳定。明宣宗在成祖、仁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政治机构，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明宣宗保留了明仁宗时期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明宣宗即位后则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这一广开言路、纳谏的风尚。他对大臣说：“汉、唐诸君，文帝、太宗能纳谏，文帝几致刑措，太宗致贞观之治，亦皆受善之效。”明宣宗即位后，不仅继续轻刑措，而且注意教化。他说：“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因而命令各级官吏宜申张教化，普及法律知识，以减少犯罪的行为。
明宣宗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明宣宗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明宣宗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失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宣德五年（1431年1月），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明宣宗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七年（1432年），明宣宗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1433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英年去世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视朝，命群臣在文华殿拜谒皇太子朱祁镇。同月崩于乾清宫，享年三十八岁。遗诏国家重务都由皇太后张氏处置。上尊谥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景陵。
为政举措政治
明宣宗登基之后，摆在他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成祖时期削藩不彻底的遗留问题。明宣宗马上着手整顿军务，准备迎接来自强藩的挑战。汉王朱高煦经过精心的准备后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矛头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准备就绪的明宣宗在大臣杨荣的建议下御驾亲征，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汉王叛军，以前同意与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几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城，见大势已去，朱高煦只得弃城投降，这次战役以明军的大获全胜，生擒朱高煦而告终。群臣都劝明宣宗将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网开一面，没有杀他，而是将他废为庶人，软禁在西安门内逍遥城。得胜之师回到北京后，朱瞻基马上传召给另外一个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权，朱高燧并没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卫兵马，就这样明初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在宣德朝终于得到了解决。明宣宗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自朱棣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明宣宗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明宣宗的师傅，而且他们还是永乐时期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官员协助工作，夏原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明宣宗时期内阁很少进入新的官员。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以讨论较为迫切的国家政事。遵循明仁宗的先例，明宣宗要他们直接呈递密封的奏议以及时确定适当的行动施政方针。此外，明宣宗采用了条旨或票拟这种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明宣宗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明宣宗并不再召内阁大臣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明宣宗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
在明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
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后设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掌印太监。虽然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明宣宗一改以往的方式，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规的书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后来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常规。主要的原因是明宣宗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每当明宣宗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宦官的关键性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明宣宗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明宣宗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此措施导致明朝的宦官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宦官篡夺皇帝权力的能力归根结蒂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明宣宗而言，似乎能够控制宦官势力的扩张。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明宣宗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后来的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宦官最后便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的领导和其权力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的官僚体制的顶点。结果，他们为后来明政府的败坏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
明宣宗时期，继承了一个贪污成风的都察院。后来明宣宗制定了几项改革措施，并为都察院定下了新的任务和职能。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顾佐被任命为都御史，以取代刘观，刘因任职期间（1415年—1428年）犯下许多罪行而被下狱判刑。接下来，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员因不胜任而被明宣宗罢免，接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查。明宣宗对都察院的办事程序和组织都加以规定，都察院的职责也被扩大。新增的两个主要任务是重建兵员花名册和视察边境各省。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专门规定了一些御史监察的任务，并在以后加以制度化。它们包括视察军屯、建设项目和京营的情况，以及监督南直隶的征税和通过大运河至北京的漕运。
监察工作渗透到明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以及外廷和内廷的所有领域；它的活动遍及民事、军事、财政和司法几个方面。它在监督行政工作的运转和向皇帝进行政策进谏方面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间，御史们使240名以上的官员降职，并使其他一些官员任职、复职或得到提升。他们还呈上247份弹劾奏折，至少揭发659名官员和其他17人，同时还呈上251份其他内容的奏议，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劝谏。
一般地说，经过宣德三年（1428年）大规模的更换和改革，御史的情况得到大为改观，在批评时更加直言无忌。他们还提出直率的忠告，不过在触及皇帝私人行为的案件时，他们也会迟疑不决，因为担心会带来相应的处罚。虽然明宣宗对他们表示尊敬，但他对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御史也是严厉的。这些人被降职、关押或流放；对他们不处死刑。
在地方行政中，明宣宗在位时期最重要的制度发展是地方治理开始向正式的体制过渡。官员们被任命到各省担任巡抚，其意义为“巡视安抚”。巡抚的职责是协调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挥使司。这种省级行政体制的设立体现了以前几代皇帝统治时期为了临时任务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抚”这一做法的变化。“巡抚”这一名称已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过，成祖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朝廷官员进行安抚军民的工作。明宣宗遵循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两名官员到南直隶和浙江去进行“巡抚”。当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级官员被委派去“巡抚”河南、陕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军事工作时，体制的定形化过程仍在继续；五年后，这类委派的任务包括了从甘肃至辽东的北方边境的主要边防地区。在承担长期管辖这样大的地区的任务时，这些专使实际上已把后来称之为巡抚的职务制度化了。
但巡抚从未被承认为实质性的任命，而是把职权委诸同时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职的官员的一种专门的委任。这类官员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别是兵部侍郎。后来他们被加授高级监察官员的空衔。此外，巡抚还被指定为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当军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趋重要时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了，并且标志着随着军事组织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渐地控制了军事。巡抚制逐渐演变成后来称之为总督的管理方式，总督意即被委任去处理涉及一个以上辖区的文职协调人。
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部右侍郎周忱被指定去监督征收、运输从长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粮时，“总督”这一官职名称开始被使用，意即“监督”。这一先例在明英宗时得以制度化，这时这些专使之一担任了巡抚和总督，具有明确的军事责任。巡抚制和总督制都在明英宗时趋于成熟；它们成了明代行政等级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
朱瞻基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京畿地区发生了蝗灾，朱瞻基派遣官员前去指挥消灭蝗虫。他仍不放心，特意谕旨户部，告诫他们往年负责捕蝗的官员害民的危害一点也不比蝗灾小，因此要严禁杜绝这种事情的再次发生，还做有一首《捕蝗诗》颁给臣子。宣德七年，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朱瞻基统治的10年间，多次下旨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罢湖广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罢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朱瞻基不但没有同意，还认为他是想用这种扰民的事情为自己谋求利益，将他逮捕入狱。他还多次蠲免税额、积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残疾和户内无丁力者的匠籍。
军事
明宣宗分别在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二十四日、宣德五年（1430年）十月九日至二十五日、从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九日至十月三日进行了三次边境巡逻。其中宽河之战中，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蒙古兀良哈部知道是皇帝亲征，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明宣宗巡逻希望罢边主和，瓦剌部的脱欢首领抓住机会，于宣德五年（1430年）密遣麦克零部落迎脱脱不花，宣德八年（1433年）被脱欢立为大汗。脱欢以脱脱不花汗的名义统一安乐王、贤义王及和宁王所部，并联姻忠顺王，逐渐侵蚀明朝边界。朵儿只伯、阿端只、猛哥卜花，乘间伺隙，为明边境患。
明宣宗在位时期，试图清除军中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他们非法地使用士兵作为自己的私人奴仆，侵吞他们的军饷和口粮，扣发他们的冬装。这样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败坏了士兵的士气，助长了开小差腐败现象，进而破坏了整个军事组织和严重地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等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另外，朱瞻基在宣德三年（1428年）颁布了关于征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规定，条款从8条增至19条；宣德四年（1429年）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营私舞弊的条款22条。
尽管这样关注，军事组织继续受到管理不当、士气下降和缺乏战斗力等问题的损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军屯未能给部队提供粮食以及世袭的军事制度中存在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对中国社会来说）。军队不再像在明成祖时代那样经常征战，战斗经验很少。明宣宗老是对犯罪军官宽大处理，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个因素。
外交
明成祖时期，建立旧港宣慰司、满剌加外府、苏门答腊官厂、察地港抽分所、古里官厂等贸易文化交流中心。”由于“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宣德朝文化交流的海帆不再远航，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海禁政策也带来了很多遗憾。使明朝成为一个被“”（四周都被包围）的文明。如果没有海禁政策及中国人航海事业的衰退，那么中国人和欧洲殖民者的初步接触很可能是在印度洋，而非东南亚。如果是这样，那么远东和西欧文化圈的初步交融可能是另一番面貌。如果中国人接触欧洲殖民者的前哨远在印度洋，那么中国人无疑更加从容。
朱瞻基登基后不久，明朝周边的哈密回回、满剌撒丁、占城、琉球中山、爪哇等数十国前来朝贡明朝，几乎是每年都来。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安南芒族人黎利（至少是高度芒化的京族，但他的早期支持者几乎全是芒族人）反叛，屡次打败官军。黎利请示朝廷，请求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了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宣德三年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明宣宗在位期间，明廷设法改善与日本关系。明宣宗恢复了与日本正式关系，由于日本将军足利义持的敌意，这种关系在朱棣时已经处于冰点。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朱瞻基单方面取消了关于纳贡使团在永乐二年（1404年）的协定，以改善关系。他增加了准许来华贸易的船只和人员。但足利义持继续阻碍任何协定的达成。不过，他的继承者足利义教（统治期1429年—1432年）则对恢复关系表现了很大的兴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明宣宗派宦官柴山携带一份给足利义教的诏书去琉球，建议恢复关系和增加批准的贸易量。诏书是通过琉球王的斡旋而转到日本的。足利义教对所提的内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国血统的僧人龙室道渊带领一个使团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达北京，同时随带马匹、甲胄、刀剑和其他土产等贡品。七月，中国皇帝回派一个使团护送日本使团回国，明朝使团在日本受到热烈的接待。
这些互相往来的活动恢复了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其间关系虽然偶尔发生破裂，但是一直维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双方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将军及其继承者愿意合作，是因为日本人热衷于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进行贸易，并且获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镇压倭寇方面取得将军的帮助。明廷认为，他们未能达到目的是因为对方对他们慷慨大方的反应采取了半心半意的态度。但实际上将军对海盗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
朱瞻基在继续他父亲的收缩政策时，只和朱棣时期定期前来纳贡的南亚和东南亚诸国保持例行的接触，按来朝次数多寡排列，它们包括：占城（8次）、爪洼（6次）、暹罗（6次）、苏门答剌（4次）；来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锡兰、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国。在维持这些关系的同时，皇帝还继续执行不准中国人出海到国外定居或经商的更早时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强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盗的骚扰，以及保持一切对外贸易的官方垄断。这些不现实的禁令失败了，因为在执行时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这些有节制的关系中，一度短暂地恢复了皇帝主办的海上航行。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朱瞻基命郑和指挥第7次、也是最后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集结的舰队直到1年半以后才离开福建。按照皇帝的设想，它们的使命是恢复朱棣促进的纳贡关系。舰队沿着熟悉的航线重新访问了约20个国家，航行远及阿拉伯半岛以及东北非洲沿岸。如同以往那样，它们带回了携带宝石和异国动物等礼品的外国使团。这时已60多岁的郑和于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回国，没有亲自访问每个国家。有些次要的使命交由他的助手去完成。宦官洪保从古里前往麦加，王景弘在郑和本人带领舰队主力回国后于九年（1434年）带了一部分舰队驶往苏门答剌和爪洼。宣德八年（1433年）出现了海外使团前往北京的另一个高潮，其中15个使团来自南洋、波斯湾和东北非洲。
朱瞻基为什么重新推动、然后又中断郑和的远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对此曾作出过种种解释：国家资源的大量耗费、杨士奇和夏原吉的起作用的反对、对北方边境防御的日益增加的关心、永乐帝死后明朝海军力量的衰落。这些因素的综合肯定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很显然，当朱瞻基下令恢复远航时，他不顾朝廷的反对。在反对远航最为激烈的杨士奇死后不久他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败的影响和恢复中国在纳贡属国中的威信。但是这些冒险行动引起的反对依然存在，他以后几代皇帝就没有认真考虑进一步的远航了。
虽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断海外扩张，但其影响是深远的。这项决定严重地影响海军建制的力量和士气，削弱了它的沿海防御能力。这从而促成了日本海盗在下一个世纪的进一步的掠夺。最后，明朝从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断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联系，而此时欧洲列强正开始进入印度洋。朱瞻基统治时期不但标志着中国在欧洲水域的统治地位的结束，而且是明帝国孤立于国际事务的开始。
民族
明宣宗在位时期的北方边境还是比较平静的。这种暂时平静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阿鲁台对东蒙古人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已被明成祖的五次征讨所破坏。结果，部落领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到朱棣去世时，阿鲁台已经江河日下，因为重新振兴的瓦剌人在脱懽（死于1439年或1440年）的领导下屡次侵入他的领地，迫使他东移。这样，蒙古联盟一分为二：阿鲁台领导东蒙古人，脱懽领导西面的瓦剌诸部落。双方战争不断。阿鲁台的领导权还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卫的蒙古人的挑战。在明仁宗明宣宗统治时期，阿鲁台每年派遣纳贡使团去北京，中国人则以珍贵的丝绸、缎子和其他的礼品回赠。明廷希望瓦剌万一进攻时能够从其处得到帮助，但阿鲁台十分虚弱，不能成为一个有力的盟友。由于阿鲁台的无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时威胁中国边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当这伙人袭击中国领土时，恰好明宣宗率领3千骑兵视察边境，亲自击退了蒙古军队。
后来明宣宗对边防作了一些变动，在战略要地开平卫之南，明朝军队在薛禄的率领下在一些城市构筑防御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后，薛禄建议把边境防务集中在此，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以便缩短供应线。这个决定后来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因为它把几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又限制了明朝军队，使他们越来越采取守势。
同时在西面，瓦剌已经强大，并在宣德六年（1431年）击败阿鲁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没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脱懽领导下的瓦剌部击溃了阿鲁台并把他杀死。瓦剌无可争辩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这次胜利后，脱懽保持着与明廷的友好关系。当他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先（死于1455年）继任瓦剌的领导权后，立即试图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权，局势就完全改变了。
明初洪武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据点有亦集乃旧城、镇番卫、宁夏卫、东胜卫（者者口守御千户所）、开平卫（兴和所）、大宁卫、安东卫及吉林船厂。朱棣登基后将北平行都司山后除开平外、丰洲滩东胜卫所尽数废除，但永乐依然掌控及巡逻上述地区。到了宣德时期，朱瞻基内迁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兴和所，吉林船厂，致使明朝边防出现漏洞。朱瞻基对于游荡在河套的脱欢人马及南逃的阿鲁台细心抚谕，对于受到阿鲁台打击而南迁放牧的兀良哈给予默许，对于被袭击东走的海西女真给予漠视，对于驱逐瓦剌的明军军士给予呵斥。明朝前期撤离阴山边疆后，蒙古草原内乱的失败者不再北上，而是选择了南下这一军事空虚地带，最先进入这一地区的是宣德后期在与瓦刺战争失败的鞑靼阿鲁台。对于阿鲁台的南下，明宣宗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默认鞑靼占据阴山南疆的政治事实，从而促使明朝、蒙古之间政治边界由此明确起来。在瓦刺、兀良哈压力之下，鞑靼残部沿大青山、乌拉山、狼山，不断西走至甘肃境外，从而彻底打通了阴山边疆，将之转变为蒙古各部来往通畅的"阴山走廊"。
哈密卫，是永乐皇帝以蒙古义子所立，地位比“拟亲王”，作为明朝的情报中心，地位非常重要。永乐五年七月一日壬子，朱棣敕宋晟以兵五百或一千，选才能之将率领，赴之。且令熟计使相更代。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丙子，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土鞑官军，摆摆罗哈剌等七十家居哈密者，皆思归，令怕哈木来奏：‘愿赴京师效力’。上遣内官李信、林春齎勑谕，哈密忠顺王卜荅失里、忠义王弟脱欢帖木儿，‘俾悉遣来’。宣德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忠义王为侄儿忠顺王卜答失里奏求与弩温答失里结姻的婚娶礼币，同一天瓦剌顺宁王脱欢亦奏求弓刀等物，命悉与之。当时明宣宗无意出兵，故而也听之任之。
宣德三年闰四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侵夺南甸、腾冲等处地方。沐晟上奏请发云南、贵州、四川官军五万人及各处土兵讨之。又奏老挝宣慰司刀线歹及宁远州土官刀吉罕恊助交阯，罪不可容。明宣宗认为：麓川之事，前已命你与西南等高层计议怎么抚谕。虽麓川作过必当威服，但念数年来征交阯，讨四川番寇，军民劳弊未甦，所以这次还是让你立即同云南三司廵按、监察御史再遣人招抚，如能顺服不必用兵，果执迷不悛，止调云南官军土军及木邦宣慰司等处夷兵勦之。老挝、宁远，亦不必深究。致使明朝在西南的威信大失，麓川亦大肆扩张，故有英宗征麓川之役。
张志淳在《南园漫录》指出，征麓川不得不做的事，是一个正确决策。“夫振之恶虽不可殚述，然其主麓川一事，于国体、于利害、于忠臣义士之寃、于久远之计，自今观之，殊为有得。不然，则历今七十余年，为中外所坏，不知群夷变乱几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张志淳进一步分析了致误之由，完全是杨士奇、王恕单边听信沐氏子孙“隐蔽溢美”行状结果，“李（贤）遂据以为真，而以其事迁就之而笔于书，而不复考也”。李贤、杨士奇、王恕是著名的大臣，“于史、于事、于是非皆颠倒谬误，至终身莫之省”，“顾失实至于如此，然则后世将安所凭哉？良可叹也！”
社会
朱瞻基对影响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旱涝和蝗虫灾害的报告的反应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范围内，他对受灾区采用各种各样的救灾措施，诸如免税一至二年，减收田赋二至四成，分发免费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难民重返家园。为了保证取得理想的结果，皇帝鼓励地方官员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常常派钦差大臣去各受灾区监督工作的进行。历史学家一般都盛赞宣德帝全心全意地关心人民的福利。
明朝初至中叶娼妓业尤为发达。他继位时，国家政纲松弛，官员日益腐败淫逸，终日纸醉金迷，纵情享乐。朱瞻基终于无法忍受满朝文武的生活作风日益败坏，宣德四年（1429年），决定在全国裁汰官妓，严肃法纪。
他下令查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大批妓院，废除了原有的官妓制度，禁止官员携妓宿娼。但对民间娼妓业却没有什么限制。明宣宗将两京一十三省经营了数十年的官营妓院全部革除，严令御史纠察官员德行品性，胆敢违令狎妓宿娼者，必然罢职，永不叙用。而士子嫖妓，也要受处罚，甚至在科考中不予录用。对明代开国即繁荣两京的国营妓院酒楼来说，这一禁令无疑是灾难性的。其后不久，曾经繁华靡丽的教坊女肆半行拆毁，歌楼舞馆，化为废井荒池。
但是对文武百官而言，紧张的气氛只在暂时。虽然官妓被取缔，官员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入妓院，但是他们在家中仍然蓄养女乐家妓，查无可查，禁无可禁。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驾崩。在朱瞻基短暂的作风整顿之后，明朝上下百官被压抑的酒色之欲迅速反弹，整个社会“淫风大炽”。
历史评价
胡世宁：“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绝古今，徼外四夷无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遗孽阿鲁台为和宁王，马哈木为顺宁王；西封脱脱为忠顺王；东北置奴儿干等都司卫所二百余处。皆以抚绥戎落，藩屏中国。至于南讨黎季犛，复古中国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为伟绩。宣宗以来，黎贼复据交趾，杀官劫印，不可胜纪。阿鲁台亦为马哈木所并，其东北各卫所亦皆兼并不常，存亡莫考。先朝（宣宗）皆置之不问，盖不劳中国以事外夷。”
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备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军，私借一马者，皆有重罚，虽有兴造竟不劳军，三十馀年海内晏然。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于武备尤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虏远遯。宣德以来武备渐弛，迨至正统，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败迩。
《明史》赞誉宣宗：“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谊。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②“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谷应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孟森：历代阉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当即位初，诏求直言，有湖广参政黄泽上书言十事，其言远嬖佞，即反复以宦官典兵干政为戒，帝嘉叹而不能用，旋即设内书堂，可知嘉叹之为好名浮慕。
赵中男：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之变的惨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瞻基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社会制度，几乎无力阻止这一惨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边疆、武备、阉祸）的总爆发，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剧，也是瞻基个人的悲剧。
轶事典故君臣融洽
朱瞻基是就明代整个皇帝的素质而言他算是一位比较贤德的皇帝了。宣德间，君臣关系相当的融洽，在此略举一例：朱瞻基夜访大学士杨士奇的家。
宣德六年七月的一天，“漏下十二刻，从四骑至士奇宅。士奇仓皇出迎，顿首曰：‘陛下奈何以宗庙社稷之身自轻？’上曰：‘朕欲与卿一言，故来耳。’”
皇帝有话想与大臣说，完全可以将其诏进宫中，而他却跑到人家家里去了，并且在深更半夜。如果二者没有较为亲密的关系，这一点是不可能做到的。明人焦竑在论及此事时更富有情味：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警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
一句“士奇，朕在此”，彰显出君臣的和谐之处。
艺术成就
由三杨监修的这个时期的官方记载把朱瞻基描绘成一个擅长文艺和献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他不但试图实践儒家的原则，而且通过编写为帝的指南《帝训》（1428年）和类似的教诲官员的手册《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则留给后世。
朱瞻基雅尚翰墨。尤工于画山水、人物、走兽、花鸟、草虫等。书画作品当作图书赠重臣，上书年月及受赐者姓名，钤“广运之宝”、“武英殿宝”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在位10年中，听从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建议，停止用兵交。重视整顿吏治和财政，实行为政以宽的措施，对宦官控制严格，改革科举制度，史称“仁宣之治”。图书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杨士奇、杨荣于馆阁中择能书者10人，取五经、《说苑》之类，各类副本，分别贮藏于广寒、清署二殿及琼花岛，以资观览。又建造“通集库”、“皇史晟”以藏古籍、档案。内阁藏书约2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占十三成，抄本占十七成。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霍韬评价曰：世传三杨入阁，极一时勋名之盛，不知三杨坏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统之乱（也有滔天罪难逃之评。而晚明笔记中虽为尊者讳不敢直接批评宣德，但却把矛头对准三杨，并有明人分析三杨受到的赞誉是因为破坏太祖之法，掌阁时间最长，阁权势力最大，后世大臣欲效法所故。）。
促织天子
朱瞻基品行上的瑕疵通常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学作品中有记录。比如，他喜好促织，有“太平天子，促织皇帝”之名。促织者，蟋蟀也，民间叫蛐蛐。称“太平天子”尚好，呼“促织皇帝”好像就不太中听了吧。而且他“好促织”的有点过了头，明人吕毖《明朝小史》里载：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促织》中有一句：“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说宫中尚此戏，其实就是在说皇帝的个人嗜好。君王可以有点爱好，但因为个人爱好，致劳民伤才，并且搞的小民家破人亡，显然就不是有德之君的所为了。除此之外，朱瞻基还有一些不德的表现，比如，他好房中术，曾向太医院一位太医索要这方面的书，这位太医比较正直，告诉他，他是看病的，先辈（指太医院）传下来的也都是些医书，没有那类的书。这让朱瞻基极为不满，于是他就令人把这位太医偷偷的抓起来关在监狱里，不让外人知道。太医的家人也感到蹊跷，就托人打听。得知真相之后，太医的家人也不敢声张，只能苦苦的等。那位太医被关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放出来。
主要作品诗词
《捕蝗诗》
《猗兰操》
《官箴》
《闵旱诗》
绘画人际关系家世
高祖父：（追尊）仁祖淳皇帝朱世珍
高祖母：（追尊）淳皇后陈氏
曾祖父：太祖高皇帝朱元璋
曾祖母：孝慈高皇后马氏
祖父：成祖文皇帝朱棣
祖母：仁孝文皇后徐氏
父：仁宗昭皇帝朱高炽
母：诚孝昭皇后张氏
后妃
恭让章皇后胡善祥，原配妻，宣德三年（1428年）以无子被废，正统八年（1443年）去世。天顺七年（1463年），上谥号“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
孝恭章皇后孙氏，初为贵妃，宣德三年（1428年）立皇后，天顺六年（1462年）九月崩。全谥为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合葬于景陵。
孝翼太后吴氏，明代宗之母也。明代宗朱祁钰即位后升格为皇太后。明英宗复辟，降称宣庙贤妃。南明时追谥孝翼太后。
何贵妃，殉宣宗为贵妃，谥端静。
赵贤妃，殉宣宗为贤妃，谥纯静。
吴惠妃，殉宣宗为惠妃，谥贞顺。
焦淑妃，殉宣宗为淑妃，谥庄静。
曹敬妃，殉宣宗为敬妃，谥庄顺。
徐顺妃，殉宣宗为顺妃，谥贞惠。
袁丽妃，殉宣宗为丽妃，谥恭定。
诸恭妃，殉宣宗为恭妃，谥贞静。
李充妃，殉宣宗为充妃，谥恭顺。
何成妃，殉宣宗为成妃，谥肃僖。
郭爱，追封国嫔。
子女
长子明英宗朱祁镇，母孝恭章皇后孙氏。
次子明代宗朱祁钰，母吴贤妃。
长女顺德公主，母胡皇后。
次女永清公主，母胡皇后。
三女常德公主，母孝恭章皇后孙氏。
一女说女真妃子所生。
后世纪念
朱瞻基埋在北京十三陵的景陵中。
在朱瞻基的父亲明仁宗修建陵墓的时候，朱瞻基遵循他父亲的遗嘱，厉行节俭，亲自规划，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竣工了。献陵的规模和耗资均比成祖的长陵少得多，为以后的几代帝王陵墓做出了榜样。
史料索引
《明史·本纪第九·宣宗》
《明宣宗实录》
艺术形象全部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