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忠箓，号稆园、病因生、绾秋词人、沧浪散人等，斋号有静偶轩、十清宧、桕风草堂、沧浪一舸等，清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1969年3月1日卒于成都玉泉街69号家中，享年83岁。

生平

易均室先生幼聪慧，以县学附生考入武昌经心书院，1905年官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于政治、文学两科，1911年回国。留日期间，经同乡李书城介绍加入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时，以国民党县分部部长身份在潜江率众响应，被举为县议会议长。此后，历任湖北靖国军参议、护国军湘西防务督办公署顾问、湖北省议会议员、陆军第六十七军秘书长等职。讨袁事息后，因不堪政界贪弊污浊，决然不问政治中事，转向考古艺术与古籍文献的研究，曾避居乡间达十年之久。1928年初，应湖北省主席张知本之请，出任湖北省立图书馆馆长，1929年因教育厅长易人，交谢馆职。随后创办“艺甄社”及《艺甄》月刊，并先后任教于湖北省立第一女中、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抗战爆发后，漂徙川陕，历任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国立四川大学、私立成华大学、私立西南学院等校教授，1952年被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系首批馆员之一。

著作

易均室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传统学者，治学严谨精深，博学宏通，仅目前所见，其著述文章就达六十多种（篇）。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之一的王福庵，在为其所治印边款中曾言：“均室道盟人品诗词似南宋白石道人”、“精研三代文字”；沙孟海《沙邨印话》总共一百一十四条，道及均室先生就有十三条二十六处之多，在论其搜罗印石、刊布流传之功时，大赞“世间不可无易均室”，更言“（易均室先生）于历代金石之稔熟，当世几无出其右”、“治近现代印学史，不可不知易均室”，可见其在友人心中的位置和分量。

贡献

蜀中“五老七贤”之一的林山腴在和均室先生《西江月》词中有“足茧荒摊千遍绕”句，说的是均室先生往古旧书店、杂货地摊中搜寻金石碑版、文献古籍事，“绕摊千遍”、“足生茧”，传神地写出了这一披沙拣金过程的不易。也正是这样，均室先生才凭藉自己的学识和眼力，让许多稀见的史料、文物得以免于湮没，其中不乏未经著录的孤本、孤品。试举三例： 印学史上，论文人篆刻多主始于明代嘉庆、隆庆年间的文彭、何震，在此之前，则无史可考。但据徐无闻先生记述，均室先生曾于荒摊上收得明成化年间沈贞吉（号南斋，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伯父）所刻 “悠然见南山” 白文方印，是印行书边款：“成化岁在玄黓摄提格之寎月上浣”，也即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三月，将文人治印的历史往上推了近半个世纪，足可补印史之阙，也难怪鸿冥翁大呼“喜饫眼福”。类似的还有在旧书店烂纸堆中发现巴树谷对联署款残片，以实物验证程芝华所摹刻的《古蜗篆居印述》的“乱真”程度。徐先生后来感叹说：“巴树谷那几个字写得很一般，在著录很广泛的书画传记中都查不出来，如果不是易先生这位非常独特的篆刻学家，谁能认识到这些烂纸片的价值呢？”

现藏于四川博物院的《九域守令图碑》，其发现也与均室先生有关。原四川大学历史系邓少琴教授早年在成都碑帖店中得一幅石刻地图拓本，图中有长江、大河、山东半岛等，因遭鼠啮，上下边缘及折缝中多处州县名称阙如。邓先生虽据四京名称断为宋代地图，并疑原碑也在四川境内，但一直苦无确证，困扰多年。后来知同校的中文系教授易均室先生收有该图拓片的下半幅（现藏四川大学图书馆），往观，借助下半幅上清晰的地名及残存的“京府四”、“绍圣间”、“管勾”、“兼管”等跋文，钩稽索隐，才进一步确认为北宋石刻地图，并最终考证出原碑在荣县文庙正殿后。《九域守令图碑》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年代最早的、比较精确的、以县为基层单位的全国性行政区划地图，比《华夷图》、《禹迹图》要早16年，被定为“国宝”级文物，整个四川博物院也只有五件藏品能膺此称号。

川剧是我国戏曲宝库中一颗耀眼的明珠，现在所能见到的川剧剧本大多集中在清乾隆年间，最早的是明代署名杨慎的《太和记》，但这中间有200多年的空档，未见有川剧剧本传世，均室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于锦里书坊无意中购得”的《破梦鹃》或可补此之缺。《破梦鹃》全名为《四更破梦鹃》，计破黑鹃、破白鹃、破青鹃、破赤鹃四更（折），共28出，以“梦”贯穿其中，另有楔子《春婆说梦》和大结局《西山樵梦》。作者李雯，字章伯，约明崇祯初年人，书后有其自序及徐芳（1617—1670，字仲光，号拙庵）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之序。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李雯后人李青“因科场事近，日夜搜寻书架”，方才得见。原四川大学教授、戏曲史论家任二北先生1951年在跋中指出：“此本体裁似在传奇与杂剧之间，颇得自由创作之趣。……可以入剧曲选本，方之名篇，诚无多愧。考川中剧曲作家寥寥可数，升庵太和以后几成绝响，乃觉此篇为可宝矣。”全书百又十页，每页七至九行，不分栏，满行三十字，小楷手书，朱笔点读，清代《杂剧新编》、王国维《曲录》、董康《曲海总目提要》皆未见有载，很可能是未刊的缮写底本、孤本，较清以后的流行刊本更显珍贵。

除上举三例外，其他还有宋朱熹琴、元韩林儿“管军万户府”官印、清屠倬“眠琴绿荫”印 、陈师曾画张樾丞刻“明月松风”铜墨盒等等，都是极具文献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