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1871年—1941年），中国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文人、书画家，蒙古族。本姓钟木依氏，汉姓张，蒙古全名三多戈，字六桥，隶蒙古正白旗，出生于浙江杭州，17岁中举人，历任三等驻军都尉、杭州府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副都统等职。1909年署 （后实授）库伦办事大臣，在外蒙古督办“新政”。1911年12月外蒙古独立，三多被驱逐，因而他成为了清朝在外蒙古的最后一届官员之一。

中华民国成立后，三多到沈阳负责管理沈阳故宫和清朝的关外三陵（清永陵、清福陵、清昭陵），张作霖拨给他管陵的费用。1924年获北洋将军府封“循威将军”。后出仕伪满洲国，1941年去世。遗著有《可园诗钞》、《可园外集》、《柳营谣》、《库伦蒙城卡伦对照表》等。

生平

早年生平

三多在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清朝浙江省杭州府，他出身杭州的驻防旗人，隶蒙古正白旗。本姓钟木依氏，汉姓张，蒙古全名三多戈，字六桥。三多少聪慧，精骑射，尝自语：“我朝家法文武并习，顾独以韬钤自囿耶？” 遂奋志读书，先后从王廷鼎、俞樾等大师学书法、诗画、琴技，精通汉文。他曾遍读石湖、剑南、李商隐、西昆诸集，而以杜牧自比。三多发迹较早，自幼承其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17岁中举，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24岁便官至二品红顶戴，任杭州三等驻军都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后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及督练公所洋务局提调，继为杭州知府，第一标统兼候补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民政部参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任归化城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副都统。

三多在归化任职期间，积极主张对蒙区进行改革，建议在蒙古族地区“遍设半日学堂以开蒙智”；选拔内外蒙古王公勋旧子弟入陆军贵胄学堂学习，并指出“时势日急，外患更深，整顿蒙旗，万难再缓”。同时也提议对内外蒙古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将内外蒙古地区分为四部，其中外蒙古分为二部，喀尔喀东二盟为一部，治所设于库伦；西二盟和科布多等地为一部，治所设于乌里雅苏台；每部设类似于东三省总督兼将军的大臣一员，其下设警政、垦地、编练、交涉等12个局；开办初每部拨给经费120万两，以后逐年减少拨款，五年后完全自收自支，“以蒙财治蒙地，当可安中夏而御强邻”。清廷对他的前两项建议基本采纳，对后一项即对蒙区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建议予以否决。由于三多治蒙颇有成效，故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11月命三多署理外蒙古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1911年6月实授），于是三多开始卷入了外蒙古最动荡的政局之中。

治理外蒙

库伦是外蒙古最大的城市，也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之地，库伦办事大臣即是清朝在外蒙古地区设置三名大臣（其他两个是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之一。宣统元年（1909年）11月，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因病解任，由归化城副都统三多署理库伦办事大臣，1910年3月正式接印视事。三多响应清朝中央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方针，积极在外蒙古地区推行各种改革。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开放招垦，编练新军，整顿摊派，禁止喇嘛教寺院对蒙民的横征暴敛，加强库伦市政建设，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在外蒙古筹建实业调查诸局等机关20多处。

三多为了顺应内地的宪政潮流，除了在外蒙古兴办教育以外，还进行了辖区户数统计、年收入支出总数统计，试编了1911年财政预算。又拟裁撤原设的理刑司员和领催，在库伦和恰克图成立审判厅、检查厅，建立新式的司法机关。其经费来源有二，一是裁撤理刑司员等腾出的经费，二是开征车驮木植薪炭各捐。库伦城的77名巡警未受教育，素质很差，三多委任民政部巡警学堂毕业生觉罗铭佑为试署库伦九品警官，令其对这些巡警加以训练，完善了库伦的警察制度。三多也像内地省份那样，在外蒙古筹练新军，他招募内地青年入蒙参军，成立了库伦兵备处，北京的军谘府委派唐在礼为兵备处总办。唐在礼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充近畿教练处总办。1911年1月底，他到达库伦。库伦原设立营务处裁并，宣化营、巡防步队、喀尔喀东二盟军务、台站卡伦官兵统归兵备处节制。三多奏准将原应上交中央政府的1910年金矿税19万多两全部截留，充作练兵经费。1911年6月三多奏准，库伦新军包括马队、机关炮营两部分。但由于外蒙局势变化，新军一兵未练。

三多治蒙一年多，极大推动了外蒙古地区的近代化，开创了外蒙古地区的近代邮政、近代教育、近代警政、近代采矿业等事业，促进了外蒙地区与内地人民的交流。但是，他新设一系列机构加重了外蒙古人民的负担，也引起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喇嘛及王公势力的极度反感，外蒙古独立倾向更加暗潮涌动。1910年（宣统二年）发生喇嘛与库伦大臣的冲突事件。喇嘛因购木料争吵，继而聚众抢劫德义涌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亲往弹压，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三多责令沙比衙门交出“正犯”。

逃离外蒙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辆，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奉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

蒙军包围库伦参赞大臣衙门，限三多三日内出境。三多卫队由俄兵搜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军看管。四日后，由哥萨克骑兵将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这位自小深受汉文化熏陶的蒙古人因无限忠于中国政府，严厉反对外蒙古独立，更为反抗沙俄的分裂活动，于是坚决不从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国火车逃至奉天（沈阳）。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寓公，暂缓政治避难。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三多先后任盛京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咨议、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相当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伪满洲国时，三多仍为高官。“七七事变”后，常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过三多的事迹。三多曾居北京东城板厂胡同。著书有《可园诗钞》四卷、《可园外集》、《可园文集》、《柳营谣》、《库伦蒙城卡伦对照表》、《库伦奏议》等多部。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

后历任库伦办事大臣，盛京副都统兼守护大臣等，世袭轻车都尉。民国元年（1912）以后，再来沈阳，管理沈阳故宫和清朝关外三陵（新宾永陵、沈阳福陵和昭陵），由张作霖拨给管陵费用。伪满时去伪新京（长春），溥仪赐宅以居，并出任伪满电气株式会社总裁。伪康德七年（1940）卒，终年六十九岁。他自幼聪慧，为人慈祥恬淡，且好施济，家教严格，勤于文学，受业于浙江俞曲园（樾）太史，尤以诗词得心太史嫡传而著称。工书法，善隶书，笔法遒劲，海内驰名，憾无书画集问世，在沈阳只见有书题匾额“德古斋”。

三多诗文书画

三多又署鹿樵、可园、瓜园，为樊增祥诗弟子，其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叙述。

三多的代表作是诗集《可园诗钞》。线装石印本，清光绪间出版。《可园诗钞》卷四收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写的《寒食》，内云：“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从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于生日，《余生长杭州……》一诗的副题交代得很明白：“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桥曾居京师东城板厂胡同，为满洲文集旧宅，家有可园，擅竹之胜。

晚年，他隐居北京城，实则脱离了政治舞台，从事写诗、做学问、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写作成果之行当。他的著作多以“可园”为名。可见，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处极可人意的高级园林化豪华宅邸。晚年，三多在此处可园写出了多部书稿。1940年70岁时，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谢世的。

另据记载，三多又名三六桥。“三六桥”，颇有点像地名，其实是一个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字姓为张，名三多，自号六桥（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为‘三六桥’”（俞樾：《曲园日记》）。十七岁时，三多“承其世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园诗钞》序）。六桥并未中过举人，他虽“奋志读书，欲就试，格于例，不得与，去而学诗、学琴、学书画”，跟从俞樾的“门下士”王延鼎（字梦薇，号瓠楼或壶楼）游学，成为王的“高足弟子”。（见王序及俞樾的《可园杂篡》序）因此，人们便把六桥看作俞樾的“门人”，三多也称俞曲园为“太夫子”。狄平子称他：“风格逸丽，不减迦陵。”他和俞曲园（俞樾）颇友善。《曲园日记》中说：“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

三多喜爱藏书和读书，他有一首《藏书》诗， 云：“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国曹。” 也爱看《红楼梦》 ，常以有关“红楼”的事入诗。如：《题韵松〈东山行旅图〉》中有“漏天可助娲皇补”之句；《吴门舟次》中有句说：“红楼近水皆灯火”；《寄赠耆寿民（龄）京卿》有句云：“怡红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惭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关系很深。如《日本桑名铁城箕以印谱索题即赠》，诗中说“花乳多君为我砻”，自注：“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云承游湖书赠》诗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为“吾党”，称道他们“同心足抗横”。三多还在沈阳参加了日本人的图书馆十五届大会，写过文章。从这些迹象看来，三多收藏过百十回本《石头记》，后来转让给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谓三六桥本，大概是从东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他是一位文官，工诗词，善琴画的收藏大家，曾收尽天下奇珍异宝，有字画、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驻蒙古（现在的外蒙古）的边防大臣时，崇尚“兴学科教、改革、修铁路、经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筑一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铁路，改善落后的交通，把内地先进的知识传播过去。为了这个梦想，他捐出了家里所有的宝物，但最终，铁路没有修成，宝物也就从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宝物中，有三件宝物最为珍贵。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该画册自嘉庆八年（1803年）奚冈开笔画《梅竹山庄图》始，耗时近百年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朝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一网打尽。第二件是纳兰性德的画像。纳兰性德是清代词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第三件便是《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对这个三十回，三多的后人郑先生（郑先生现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都认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两件都找到了“归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时，收藏画册的张珩的后人将画册留给了杭州，让画册“回了家”；而纳兰性德画像也被收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后三十回版本却至今下落不明。或许，日本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就是它？

三多又擅画花卉，兼工带写，赋色娇艳，意境清新，秀逸隽永，书卷气、富贵气兼备。亦能书法，工隶体，学俞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