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均元（1746年12月27日——1840年10月2日），字修原，号可亭，清代江西大庾（今大余县）人，籍贯安徽休宁隆阜。生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卒于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七日（庚子年，甲午日）子时，享年九十五岁。系清朝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戴衢亨之叔父，与戴衢亨之胞兄戴心亨同为乾隆四士，加上戴衢亨之父戴第元已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时人誉为“西江四戴”。著名文学家、名宦包世臣还认为，一家同出两相，且“值军机者唯大庾而已”。时人谓“一门四进士，叔侄两宰相。”
（概述内图片来源：清·沈振麟绘《玉澜堂十五老臣像》）
人物家世
戴氏的远祖为五代十国时南唐（公元937－－975年）上柱国、忠恭公戴安，世居安徽休宁县隆阜紫园。
父亲戴佩30岁左右从休宁迁到南安大庾。
家谱
世居安徽休宁县隆阜紫园，二十五世为道容，即戴宏度，家赀渐落，为谋生，迁到江苏扬州甘泉县，其妻汤氏，只生一子，号为乃勋公，即戴时懋（戴均元祖父，戴衢亨曾祖）。
戴时懋元配傅氏无出，早殁，葬于休宁，继室周氏生二子，长为戴佩（戴均元父，戴衢亨祖父），号玉庵；次为戴瑶。
戴宏度及其妻汤氏，戴时懋继室周氏三人相继而殁，戴时懋竭力以三棺营葬于扬州西城外西福桥。戴家自戴时懋开始，家道中落，人丁亦衰。戴时懋因“贫困无依”，乃携二子远游江南，越过大庾岭，抵广东羊城一带，具体从事什么职业不清楚。
“逾大庾岭，抵粤之羊城，父子兄弟俘力谋食，饔餮初溢。”
戴时懋“负豪侠，好施与”，再继娶梁氏，梁氏亦无出，仅有二子。
戴时懋早年已殁于广东。
戴佩（戴均元父，戴衢亨祖父)，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其出生时已家道中衰，跟随其父戴时懋四处谋生，“幼年随侍奔走粤中，流漓颠沛辛苦备尝，然贫因不改其常度，犹斤斤自守，暇则读四书五经，处已谦和，待人诚实，言行忠信”。
读书喜讲性理，尤其精通星卜之术，常往来于大庾的梅关、横浦间，假托占I－算命的吉凶之说，导人为善。看到大庾风俗淳朴，物产丰饶，产生了定居大庾的想法。
康熙五十年（1711年），戴佩(时年23岁)以所有积蓄买负郭田百亩，选择大庾县水城孝友坊作为居所。
但是戴佩并没有马上居于大庾，而是直到戴时懋殁后，戴佩才正式定居大庾后，迎养继母梁氏于大庾，“晨昏定省，视膳浣衣，亲涤溺器”。此时的戴佩已经三十多岁，还没有成家，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
定居大庾后，才娶元配温氏，结束了长期漂泊的生活，得以有家室。
戴佩（1688年—1771年）在大庾惨淡经营，承先启后，开始着籍为贡生，正式入籍大庾。其弟弟戴瑶亦在这期间娶妻郭氏，也已成家立业。其弟弟原先被聘于位于大庾岭下的南赣盐馆。兄弟成家后，兄弟间亲密友爱，额其堂日“诚一”，以明其志。兄弟定居大庾后，继母梁氏不久殁于大庾，兄弟将继母梁氏与父戴时懋合葬于大庾县东山之麓，“自是有田有庐坟墓，入籍有年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居住在大庾县的戴佩去世，戴第元兄弟将其父戴佩葬于大庾县城东。
戴瑶比戴佩儿子出生早，两个儿子，长为安元，排行第一，次子排行第二。
戴佩元配温氏所生的儿子，长为戴第元，排行第三。次子戴策元，排行第四；三子戴铨元。
戴佩娶侧室江氏，生二子，长为戴淑元，排行第六，最小为戴均元，排行第七。
戴氏至此开始，人丁开始兴旺。不幸的是，戴瑶与妻郭氏相继而殁，两子还未成年，十几岁就夭折了，戴瑶这一房竟至不祀。只有戴佩这一支，人丁兴旺。
后人现多居于今大余县的新城镇下辖的龙王庙村，只有几十户。
人物生平
从政经历
戴均元12岁时，兄戴第元已官至太仆寺少卿，不久又官翰林院，并于乾隆二十七年主持江南考试。但他不以此为靠山，而是常于山寺以烧簧火，燃松明为灯，彻夜通读至天明，终至通经史，善诗文，于乾隆三十三年中举人，乾隆四十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编修，由此入仕，一生任职较多，后至军机大臣，太子少保，太子太师，位极人臣。
历任授翰林院编修、安徽学政、光禄寺少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河道总督、都察院左都御史、礼、吏两部尚书，72岁授协办大学士，第二年任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75岁迁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当戴均元79岁致仕时，道光帝对他恩宠有加，曾赐诗送行，并诏令在他还乡沿途的水驿所在官护送，在籍食全俸，可谓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戴均元还乡后，道光皇帝仍对其眷念不已，在他80大寿时，颁赏联匾，驰赏珍奇宝玩，83岁加太子太师。
戴均元不仅功业成就甚巨，且为古代之罕有的高寿者，1840年病逝于大庾，享年95岁。
戴均元为官五十多年，总体仕途较顺，为官也清正，多有政绩。在学问方面也有建树，主持撰写皇帝《实录》与《起居注》，还参与纂辑《明鉴》，草拟《科场条例》等。
为道光帝修建陵墓
清朝入关后，陵墓有两处：一为河北遵化县，称东陵，一为河北易县，称西陵。各代皇帝如何选择陵寝呢?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乾隆皇帝专为此事发了一道上谕：按古代宗法制度“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道光年间，顺治、康熙、乾隆已葬东陵；雍正、嘉庆已葬西陵。到道光按理应葬东陵。道光元年(1821)九月初二日道光帝旻宁发了一道出谕：“朕今绍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选择绕斗峪建立吉地”。于是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敬谨办理”，参与陵寝办工的还有嵩单、庆惠、牛坤、穆彰阿、继昌、阿尔邦阿、广泰等一批满族官员。陵寝子道光元年十月十八日卯时正式开工。旻宁认为绕斗峪这个名字不吉利，于第二年三月初五日，改绕斗峪为宝华峪。
清朝因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般皇室事务均是满族或八旗官员办理。戴均元被委办皇陵，亦足见其在朝廷的地位，道光二年(1821)七月，旻宁亲自召见戴均元、英和以及军机大臣们，面授机宜，具体规定了陵寝规制，并于道光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亲自到宝华峪阅视。道光七年，陵寝工程告竣。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旻宁亲自护送他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奉安宝华峪地宫。旻宁看到陵寝坚固整齐、肃穆恢宏。非常高兴。于是晋升戴均元为太子太师(此时戴已致仕在籍)，复英和一品顶戴。
革职被抄
宝华峪虽然坚固整齐、外观庄严，但到了道光八年，地宫内出现渗水，已奉安的孝穆皇后的梓宫被渗湿。九月，旻宁闻知此事，极为震怒。连连发出十三道上谕，大骂办工大臣“丧尽天良”。九月初十下令，将英和“着先行革去顶戴，拔去花翎，革职。”戴均元革去官衔，降为三品顶戴，其子诗亨降职，穆彰阿“交部严加议处。”道光陵督办工程，除戴均元是汉族官员外，其余尚有15位满族官员，均遭到革职处分。
至此，旻宁仍震怒有加，九月十二日，又亲自到宝华峪地宫查看，还认为处理得轻，“不足示惩”，于是又把戴均元革职，英和两个儿子革职。九月十九日，又将英和等七家满族官员的家产“严密查抄”。九月二十三日下令将戴均元“本籍家产严密查搜，勿任稍有寄顿”。九月二十五日，严令绵课、阿尔邦阿等八名办工人员罚赔白银256000两。英和等九人发配黑龙江、伊犁、乌鲁木齐等地。十一月二十三日，念戴均元“尚未始终经手工程，且年逾八旬，耄不加刑，免其死罪，并免发配，即行逐回原籍”，其子、孙俱免职。戴均元获罪较轻，还有一个原因是，被抄家产时，家财尚不足万贯。说明戴均元为官较清廉，办理宝华峪工程尚无贪污行为，因此，才能使得他以老死床箦，柩葬故园。
戴均元传
戴均元，字修原。乾隆四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迭典江南，湖北乡试，督四川，安徽学政。嘉庆三年，由安徽任满还京，兄子衢亨先已超授军机大臣，故事，大臣亲属任科道者，对品回避，均元例改六部员外郎，特命以鸿胪寺少卿候补。累擢工部侍郎。八年，偕侍郎贡楚克扎布察视张秋运河及衡家楼决口工程。历户部，吏部侍郎。十年，南河黄流夺运，高堰石工坏，特命驰视筹度。诏以湖，河异涨，高堰堤工赖先筑子堰，保卫无虞，清水畅注，河口积淤刷涤，已复三分入运，七分入黄旧制，为河事一大转机，嘉均元尽心宣防，特复正，副总河旧制，授南河总督，以旧督徐端副之。在任三年，堵合黄河周家堡，郭家坊，王营减坝，陈家浦，及运河二堡，壮原墩，筑高堰义字坝，拆修惠济闸，以减坝合龙，加太子少保。病，乞解任，寻愈，因事降三品京堂，授左副都御史，督顺天学政。未几，迁仓场侍郎。十八年秋，河决睢州，出为东河总督。诏以均元曾任南河，许便宜调用工员，责速堵合。以吏部侍郎内召，途次擢左都御史。寻迁礼部尚书，调吏部。二十年，协办大学士。逾年，授军机大臣，充上书房总师傅。二十三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二十四年，河决武陟马营坝，自秋徂冬尚未启工，奉命驰视，还报购料未集，诏严斥在事诸臣以示儆。二十五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乡夕大渐。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鐍，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尊位，然后发丧。洎还京，因撰拟遗诏有"高宗降生于避暑山庄"之语，误引御制诗注，枢臣皆被谴镌级，均元与托津并罢直。道光二年，裕陵隆恩殿柱蠹朽，距修建甫二十年，承办工员俱获罪。均元以在事未久，从宽罢管部务，夺宫衔，责同赔修，工毕复之。漳水北徙，命均元驰视。次年，因漳水下流溃直隶元城红花堤，塞之则元城北境水无所泄，不塞则山东馆陶受其害，复命均元往视。议展宽旧有引河，俾积水穿堤入卫水，别就堤下新刷水沟挑成河道，分流泄入馆陶境，筑堤防溢。复偕巡抚程祖洛勘上游，议：“漳水自乾隆五十一年南徙合洹水后，卫水为所格阻，频年冲决，由于合则为患。今漳水北徙，与洹水分流入卫，当因势利导，各完堤防，使漳，洹不再合。”疏上，诏从之。四年，予告回籍，食全俸。先是建万年吉地于宝华峪，均元相度选定。帝敦崇俭朴，命偕庄亲王绵课，协办大学士英和监修，面戒规制一从节减。迨七年，孝穆皇后梓宫奉安，帝亲视，嘉其工程坚固，晋均元太子太师。及是，地宫有浸水，上震怒，严谴在事诸臣，褫均元职，逮京治罪，拟重辟，念其耄老，免罪释归。均元历官五十馀年，叔侄继为枢相，家门鼎盛。自在翰林，数司文柄，及跻卿贰，典顺天乡试一，典会试三。晚岁获咎家居，世犹推为耆宿。二十年，卒，年九十有五。
《戴可亭相国夫子年谱》部分